黃樂恩:在美國念大學,我反而被台灣文化「Cultural Shock」!

2017/09/16

圖片來源:Shutterstock

我的室友經常擅自幫我決定:我來美國會受到文化衝擊(Cultrual shock)。其實我都沒有。就是學校食物難吃了一些,遇到人的時候要大微笑或「What's up!?」,認識人的時候要趕緊把手伸出去握一握。或許在美國的第三個禮拜,遇見另一個台灣,才是我受到最多衝擊,也是讓我最開眼界的一件事。


▍來自台灣的「另一種人」

我跟Sam就住樓上樓下,同年新鮮人。我們都是土長台灣人到美國讀大學,不用幾個小時就熟得很徹底。我們的學校──喬治亞理工(Georgia Tech)坐鎮美國東南方,是理工大校,名氣雖然不比麻省理工(MIT)、加州理工(CalTech)響亮,工學院卻還是十分有名的。

我們住在Hefner Hall並不是偶然。我們剛好都申請了學校的Honors Program,當然等級、難度、「菁英程度」還是比不上其他美國大學的Honors College,但還是會特別空出一個宿舍樓給Honors Program的學生一起住。

我跟Sam的朋友圈有好多的重疊,而且經常「冤家」、小吵小鬧,然而,我們還是聚在一起聊了不少正經事。而,所有正經事都是從不正經的事看出來的。

比如說《那些年》吧!Sam看不懂裡面的制服、課桌椅,看不懂剃平頭跟聯考。他當然聽過其他讀公立高中的同學講述類似的經驗,但他總跟我說:「看完後只有淡淡的憂愁,沒有很深的共鳴」。那個時候,我才突然想到,「美國學校」原來不是一種傳說:原來台灣也有一群人不穿制服上學,從小開始跑堂,沒有班導、沒有聯絡簿、沒有班級,朋友都靠自己一門課一門課這樣認識;原來台灣有一群人從小開始讀美國歷史、對中國古典文化相對疏遠;原來台灣有一群人的聯考就是SAT(美國升大學標準測驗),升學壓力就是US news Top 30 Universities。

我不敢相信的是,我之前沒有想過這些人的存在。更可怕的是,沒想過要跟這些人競爭。從北一畢業的那天,我把綠制服脫下,卻在心中默默把綠制服穿上了。以為直到世界的盡頭,至少都會有人能夠認出這個光環。

▍都來美國讀書了,為什麼還要背負自己體制的框架?

但這都是多餘且可笑的。Sam對於很多事情的掌握跟彈性都比我好太多。第一次聊天的時候,我就被Sam笑說英文太差。而我知道這是事實。在這裡,或許Sam的體制才是「對的」。

但是Sam也跟我偷偷說了一些秘密。他說他為了申請好學校,要和同學互相廝殺競爭各個社團的職位。強迫自己做一些表面風光,實際上不怎麼喜歡的事。為了爭取更好的職位、往上爬,要社交,要認識一些自己不認識的人。在這個過程中,他逐漸忘記自己到底喜歡什麼。因為喜歡什麼好像也不重要。在認知範圍中,成為每一項事物都是第一名的人就好。

我聽得瞠目結舌:好辛苦。所謂適性發展,好像不是說給學生玩社團的機會、選課的機會,就可以有好結果。事實上是,能否追求自己喜歡的事情,是自己決定的事,而這個決定需要多少割捨,是經濟學,也是教育學。

我知道很多高中朋友,或許包括我自己在內,都有點輕視美國學校的學生。「不就是很會玩嗎?」我的一個朋友這樣下了評論。第一次修正我想法的契機,是在Sam聽到我多半習慣看台灣的新聞,自然而然流露訝異神情。更慚愧的是我高中還讀文組,竟然沒有想要多去瞭解外面的世界發生了什麼事。

「都來美國讀書了,為什麼還要背負自己體制的框架?」這是我板起臉孔問Sam,也是問我自己的重話。

於是我暗自決定這樣相信:每個體制都有自己的限制。但是衝破體制的限制,事在人為。走到天涯海角,似乎都不出這樣簡單的道理。對於我,學習一整套不熟悉的上課方式、社交方式,是我所處體制沒有教會我的事;而學會掌握各方面的自由,是我衝破限制的第一堂課。對Sam來說,放下心中時時比較、時時焦慮人際的心,重新認識自己,是他必須做到的事,否則我們都只是把牢籠變成腳鐐,看似能走,能跑,能逃,卻永遠不自由。

這些都是我暗自決定的事。而這也是我來美國的原因和目的,更是我為什麼選擇紀錄跟分享留學事物的原因──我希望更多人和我一起跨越體制、衝破限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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