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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台灣,「全民瘋英語」是個不爭的事實,但瘋狂學習的結果卻是人人菜英文,這也是難以否認的真相。台灣人費盡心力,甚至是以一種卑微的姿態、拜物教般的尊崇心態在學英語,結果也恰恰因為這種降尊紆貴,確立了一種想像的主奴關係,讓台灣人永遠學不好英語。反倒是,在一片瘋英語盲從行動中,有人藉機坐收漁翁之利,有人趁勢拉抬自己的身分。

何以我們無法像兒童學習母語般那麼地自在和進步神速地學英語呢?是什麼造成我們和兒童在學語言方面有如此的天壤之別呢?

語言、親密關係與自我

一個人的生命早期是沒有語言的,這個時期也可以稱為前語言(pre-linguistic)時期。在主要照顧者的照顧關係中,人似乎只會因為身體感官的舒適與否發出各種聲音,特別是哭聲,但這還不算是以語言為中介的有意義溝通。不過,在主要照顧者的肢體擁抱、撫慰的表情和聲調刺激下,我們會以肢體動作、哭或笑聲予以回應,從而建立起原初的信任和情感經驗,而這樣的情感互動也算是最原始的非語言溝通。

及至一歲以後,我們逐漸開始牙牙學語。逐漸地,一些簡單的聲音開始在親密關係中產生了指涉意義,如媽媽、爸爸、奶奶(捏捏)等稱謂。無論是出於安全或生理需求,當嬰兒開始使用有規律的聲音呼叫照顧者或其所需求的外物時,他們開始產生了初步的對應關係意識。

第一個關係意識,確立了「我/非我」(你/他/它)的界線。那原初混沌不明、主客不分的狀態逐漸清楚分明了。透過語言符號的構建作用,嬰兒不但建立了對外在世界的人和物的指認,也逐漸地會以第三人稱的方式指認自己。當然,假以時日,一個對照於外在對象的第一人稱的「我」,也將越來越清晰和確定。換言之,自我是在以語言和社會關係為構成條件的交互作用中形成的。從此,自我與他人開始了以語言為中介的溝通。

在牙牙學語的階段中,自我開始使用有限的語言表達安全或生理的需求,期待在可信賴的關係中滿足需求。從這裡我們可以確認,嬰兒最初的語言使用來自生存所需,而提供生存所需的條件就是社會關係。具有表達需求功用的語言具有使用價值(use value)。當然事實上不止於此,語言同時也打造了人的自我意識、本體安全感和依附關係。在一種可信賴的關係情境當中,人開始發展出自我覺察的渴望,並開始嘗試學習發出更多的語詞或短句來表達內在不同的渴望和指認外在不同的事物。

另外一個重要的面向是,兒童經常是在遊戲的互動情境中使用語言表達內在和指認外在事物。有時不經意的誤用甚至會引來旁人友善的笑聲,以致於兒童有時也懂得大膽地任意使(誤)用語言,創造與旁人互動時的歡愉氣氛或不快感受。

奇妙的是,如喬姆斯基(Chomsky)所指出的,人類或許具備一種與生俱來的結構化能力,再加上友善的溝通情境促發,竟能從有限的語言單位中,組合出千變萬化且有意義的語句,而且學習速度快得驚人。平均而言,3歲的孩子通常已可以掌握母語的基本語法,而滔滔不絕地與人進行對話,並且在無數的對話中,衍生出更多熟練的語法。

成人常常訝異於兒童學習母語的驚人速度而自嘆弗如,何以故?成人學習外語和嬰兒學習母語的成效差距顯著的原因何在呢?我想最主要的就是,兒童是在有安全感的信任關係中,自發性且帶著遊戲的心情,使用語言與主要照顧者或他人溝通,以滿足需求,從而獲得喜悅或認同。如果一個成人學習新語言不是在這樣的關係條件和心理狀態下,則通常會學得非常辛苦且事倍功半。

語言作為一種默會知識和潛意識結構

對一個在生活中長期使用母語與人溝通的人而言,語言能力是一種默會知識(tacit knowledge)。亦即,生活於特定社會文化中,耳濡目染、熟能生巧地重複使用在地語言,而內化成一種接近本能直覺反應的能力。當我們具備這樣的能力時,母語的語音、語意和語法都可以作為背景,不經思考地被我們自在運用來表達溝通主題。反之,如果我們還需要將語音、語意和語法規則當作對象來推敲時,則我們反而無法順暢地使用語言來溝通和表達。換言之,要純熟地使用一套語言,我們勢必要超越那專注於語音、語意和語法規則的階段,也就是將規則化於無形時,才能成事。

當然,換個角度說,當一套語言能力成為一個人的默會知識時,我們一方面可以自由地使用語言來思考、感受、言說和行動,但也同時被這套語言所隱含的分類範疇所框限。也就是說,用拉岡(Lacan)的說法,語言作為一種結構,已然深深地鑲嵌在我們的潛意識當中了(Unconscious is structured like language)。從此,我們在很自然的狀態下,順著語言所構造的分類範疇來認知事物的狀態、生起好惡的感覺,並且言所當言、行所當行。語言結構化了的潛意識對人而言,是生命力的容器,是助力,也是阻力。

我們很自然地會用母語來思考和辨識世界,這種使用語言的狀態說明,語言是意識之所以可能的先驗基礎,語言所內涵的範疇也成為思考和行動時的參考架構。我們可以即興地使用母語來進行千變萬化的思考和表述,但我們也同時受限在一些不自覺的框架當中。使用母語,讓我們在某種限度中享受思想和表述的自由。

英語學習如何扭曲關係與自我認同?

如前所述,一個人母語學習深深地聯繫著一個人在特定信任關係脈絡中的自我認同。在這樣的自我認同中,人使用母語不僅僅是為了工具性的目的,亦即把語言當作外在的可操作工具來表達意向和指認事物。母語還具有相當深厚的情感向度,特別是一種讓人有寓居在家的自在感和本體性安全感(ontological security)。

對許多台灣人而言,儘管被認為具有較高的交換價值和符號價值,但英語作為一種非母語,在一種扭曲的社會關係當中,實在很難讓人產生寓居在家的自在感和安全感。大多數人是在並非自發產生需求的環境中學習英語。相較於在親密的信任關係中,因著溝通需求而學習母語,英語的學習缺乏這兩者,學習動機和效率當然大打折扣。

英語總是被視為一個「外在於學習者」的符號系統,但問題恰恰就出在它的外在性。

以散佈在台灣各角落的兒童美語補習班或雙語幼稚園為例,許多的父母出於英語是高貴語言的內心投射,付出大量的金錢,送自己的孩子到英語學習環境。暫且不論教學環境的良窳差異,父母和學校老師(包括老師)無數身心示範,產生了一種隱藏性的效應,那就是,英語比我家裡講的話高貴。甚至,會講英語的外國人(特別是白人)比我們優越。每一堂英語課程的教學實踐,都可能衍生出這個言外之意、弦外之音。也就是,英語和母語前者優、後者劣的二元對立框架。

若語言優劣的二元對立框架在兒童的心中著床,那麼原初的那個母語所構建的自我認同是否仍然自在堅定呢?恐怕不太樂觀,兒童非常有可能因此對號入座,認為自己的存在位階是低於英語人或外國人的。懷著這樣的自卑感學習英語,則英語將令人畏懼和自慚形穢。

僵化學習體系,造成英語與學生的疏離

另外一個普遍的問題就是,許多父母認定英語具有高度的工具價值,而花錢購買作為商品的英語學習機會,並要求子女學習。然而,對子女而言,不同於母語,他們大多沒有在內心產生用英語表達需求的渴望,更沒有在親密關係中用英語溝通,從而建立信任和安全感的意願。英語因而只是一個在「外面」(學校或補習班)與外人短暫接觸時所使用的符號,跟內在的情感連結非常有限。也正因為如此,英語難以在許多台灣學童的身心狀態中產生水乳交融的作用,也因此難以成為本能反應。

在正式教育的階段(中、大學),大多數台灣學子視英語為考試科目,這包括校內外的各類考試(如段考、基測、學測、指考和各種英語檢定考試等),從此,英語成為一種得高分的手段,而非目的本身。動機扭曲不但破壞了學習英語的胃口,考試領導教學的方式,更使得師生都傾向以謹小慎微的態度學習英語的諸多瑣碎細節,造成學習者過度注意英語的外顯訊息,而難有將英語內在理路融會貫通的可能。換言之,我們以扭曲的態度和方法學習,使我們無法將英語身體化成一種內在的默會知識。

台灣正式教育體系中的英語考試,常常把學生的學習範圍限定在少量的課文中,要求學生花大量的時間背誦課文、單字、文法,並且預設單一標準答案的方式出考題(是非、選擇或默寫)來測試學生對規則的熟悉度。甚至,許多出題方式都著力在以「陷阱題」來區辨學生的細心或粗心程度。這樣的考試方式使得學生在戰戰兢兢的心情下學習英語,並且一直專注在知識量極少但考題陷阱無處不在的規則中。這樣的學習方式,使英語永遠停留在學習者的外在,難以內化入心,更不用說在親密的信任關係中缺席。

換言之,在錙銖必計、斤斤計較的考試環境中學習英語,台灣學生之間,容或有英語高分或低分的差異,但一個普遍的共同特徵是,絕大部分台灣學生的英語能力都非常低落。原本英語能力低落不必然是個問題,但在強烈的語言階層化分類架構下,面對英語顯得自卑的台灣社會大眾,又普遍認為台灣英語水準太低是個令人憂慮的國恥。

顯然,在集體扭曲的動機和錯誤的方法下,台灣社會以事倍功半的方式習得了一個永遠半吊子、永遠不通順的英語。

英語作為一種商品和階層化的指標

儘管這樣的認知有很大的謬誤,但對許多台灣人而言,英語是個具有高度市場價值的商品,必須花大量金錢購買它。這種對英語的需求,再加上國家、學校和業者的推波助瀾,使得英語成為具有交換價值的商品。

英語以各種物質或非物質的形式被包裝成商品,透過機械複製的方式大量生產。它的行銷通路除了商家的店面外,最方便的代理人就是國家和教育機構。為了不讓英語作為一種商品的本質顯得太過市儈氣,英語相關利益結構的代理人,必須用國際化、全球化、國家競爭力、個人功成名就等義正詞嚴的話語來包裝英語。

換言之,英語對台灣國際化、全球化、國家競爭力和個人功成就非常重要,這個說法是個不折不扣的意識形態。但對習焉不察的社會大眾而言,這個說法是個不證自明的客觀事實。既是事實,則國家和教育機構就在全民支持的情況下,與英語產業相關業者通力合作,以制度化、法制化的方式,讓英語能力檢定和英語教學市場名正言順地進入校園、家庭、企業和每個人的心中,成為集體和個體力爭上游的想像階梯。

英語作為一種高價商品,促成了英語學習的市場供需。在供給面,各大英語檢定公司和補教業的總體收益必然非常龐大。可以想見,在需求面,社會大眾付出了大量的金錢、資源和心力,以成就自己與他人之間英語檢定成績的顯著差異(雖然英語實質能力仍普遍低落),從而在社會階層化的分類架構中,佔據優勢,提升自己的機會結構。

諷刺的是,儘管英語商品化在台灣並沒有顯著地提升全民英語能力,但卻產生了一個在社會關係上製造階級不平等的隱性功能。英語作為台灣社會階層化指標,有效地以英語考試成績雙峰化分布的結果,區辨出台灣社會階級兩極化的事實。也就是說,英語作為一種語言資本,讓富裕階級的父母可以用大量的金錢投入,讓自己的孩子具備更多英語學習的機會,使他們在各類考試和未來的面試中,以英語的優勢勝出。反之,弱勢階級的子女缺乏英語學習機會,將會在升學和就業的過程中,因為英語的劣勢而成為競爭的失敗者,從而在自己身上複製著父母的弱勢階級地位。

英語如何鬆動自我認同

如前所述,英語作為一種外在的工具,難以深植人心,成為一種默會的語言能力。但英語作為一種優秀的象徵系統,卻產生了英語學習的非預期後果,那就是,只能用母語思考和表述的人,不是最優秀的人,而混用英語和母語來思考和表述的人,則是社會中較優秀的人。姑且不論這樣的區辨解釋力有多大,但確實有許多人以各式各樣混用英語和母語的方式思考和表述而自豪。

這樣的混搭方式,不但沒有讓人們的英語能力有著根本的提升,反而傷害了母語思考造成詞不達意的亂象,甚至在口語聲調和語句順序上,產生相互干擾的錯亂。如果語言與認同是緊緊鑲嵌在一起的,那麼,我們可以說,英語作為一種優秀的象徵系統,已經大大地扭曲了許多英語崇拜者內心的自我認同,或某種程度製造了一種自我否定的心理機制。

這樣的現象並不僅僅發生在一般民眾身上,台灣社會的各類菁英,如政府官員、企業主和大學教授等,也常常在認同混淆的狀態下,有意或無意地否認著自己的母語或母語發言系統的優位性,反以過度諂媚的心態,來要求自己的思緒和表述中增加英語的比重,甚至以在英語的發言系統中找到發言位置為榮。君不見,台灣各類酬賞體制無不以英語能力、英語表述和英語出版作為國際化、全球化和個人競爭力優劣的判準?

台灣人雖然花了很大的心力和資源,從裡到外地希望全民把英語學好,但由於態度的扭曲和方法的錯誤,造成英語能力普遍不佳,國際化、全球化和個人競爭力卻節節敗退。諷刺的是,徒勞無功的學習英語成效,卻肥了以英語作為商品販售的各類投機者,也鞏固了以英語成績樹立階級鴻溝的事業。

高雄師範大學英語系教授歐雷威(AurelijusVijunas),觀察了十多年台灣的瘋英語現象,做出了以下註腳:大多數人都嚴重誤解了英語在人生中的地位與價值,而為此花了上萬元的代價。(Most people badly misunderstand the value and place of English in our life, and are spending thousands on i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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