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平:我們需要更多烏鴉──高等教育別再複製悲歌!

2017/10/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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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高教亂象之一就是:即便是立意良善的教育政策,常因為執行者的人謀不臧或政隨人轉,而成為教育災難。

例如,90年代教育改革團體推動的廣設大學理念,在多位教育部長更迭中且戰且走,執行結果卻完全走樣。原本的教改理念,是朝向以「公共化」為主軸的高教擴張。而歷屆教育部長竟然便宜行事,取巧地以現有的專科、高職升格技院、科大或大學,或者輕率地通過多個地方派系或財團的私人興學,以快速達成量的目標。甚至在20年前嬰兒出生率已顯著下降時,這股盲目的大學擴張潮,仍停不下腳步。

於是,高教擴張造成公私立3比7的失衡,大學竟演變成了階級複製和階級兩極化的加工廠。當年的新生嬰兒如今已屆大學入學年齡,少子化海嘯正衝擊大部分的後段大學,導致他們退場不成,卻又生源無著。

▍短視近利的決策者,只會造出非預期的惡果

還有,長達10年的2期千億「頂大計畫」,造成高教資源分配不正義和學術生產、學術評鑑體制浮誇和造假亂象,筆者曾以「血鑽石」譬喻為文批判。「教學卓越計畫」所要求之關鍵績效指標(KPI),全面扭曲教育本質,並造成教育目的與手段的錯置,筆者曾以「教學卓越計畫讓大學教學拙劣化」為文針砭。兩輪「高教系所專業評鑑」導致大學勞民傷財的虛耗、校園民主和學術自由的淪喪,和雙薪門神的趁虛而入,筆者曾發表多篇論文揭露。「彈性薪資方案」坐實學閥的變相加薪、雨露均霑,卻不見攬才、留才實效,筆者也曾以專文指摘其弊。

以上數例在在說明,教育部和大學中的決策者缺乏教育理念和政策永續視野。僥倖掌權,總愛短視近利地推出欠缺深思熟慮和長效的政策,而成為煙花易冷、喧囂一時的鬧劇。當人去政息,曾經喧騰一時的政策,早已走樣或衍生出非預期的惡果,卻不曾有人為此擔起政治責任。

目前有幾項已然定案的政策,恐將重蹈覆輒、悲劇重演,筆者有必要在此扮演盡責的烏鴉角色,以破鑼嗓子吟唱高教悲歌。

▍愛因斯坦要是在今天的台灣,根本申請不到「愛因斯坦計畫」

「玉山學者計畫」、「哥倫布計畫」和「愛因斯坦計畫」都是任期短命的首長,急功近利且急就章的政策,嚴重誤導台灣學術發展走向,並曲解台灣學術人才流失的真正困境。目前,「玉山學者計畫」在學界的撻伐下,已從30億元降到6億元(本土和外來學者各3億),這說明烏鴉的喧鬧,仍有防範災難於未然的。但該計畫基本預設的謬誤仍未被徹底認清,資源錯置的問題仍將發生。

另兩個計畫則是科技部長陳良基在短暫的教育部次長任期轉任不久,亦即尚未在科技部建立良基前,就急欲提計畫表功。殊不知,當年的哥倫布航海是個目標未達成的失敗計畫。他生前沒有到達心目中的印度,反而意外地到達了巴哈馬群島。況且,美洲的「發現」開啟了西方殖民、殺戮和販賣非洲奴隸的殘酷歷史悲劇。不知科技部採納西方觀點中的楷模哥倫布,所為何來?複製悲劇嗎?

說到愛因斯坦計畫,那就更離譜了。愛因斯坦大學成績極差,畢業後無法在大學找到研究工作。只得靠同學父親介紹,在瑞士專利局擔任不起眼的小職員。在工作之餘,沒有研究室、實驗室和任何計畫經費補助的情況下,自力思考,憑著一支筆、一張紙,算出了狹義相對論和其他重大創見。他最初將發現發表於學術期刊時,仍然是乏人問津、無人理睬的。有好幾年的時間,他將論文寄給多位學者,卻遭到冷落。直到德國柏林洪堡大學的普朗克獨排眾議,邀請他到柏林大學任教,才受到學界重視。

如今科技部的兩大年輕學者的育才計畫,所制定的申請者資格,都限定為在學術機構中具專任助理教授職位以上者。換言之,最具創造力的、年輕時代的愛因斯坦,若生在今日台灣,他是沒有資格申請「愛因斯坦計畫」或「哥倫布計畫」的。不幸的是,由於高教博士人才供需失衡、資深或退休再任雙薪教授的卡位,大學人才的新陳代謝停滯,導致許多具創造力但同樣也沒有專職的年輕學者,也同樣將科技部育才計畫拒於門外。這何其諷刺?

▍注意未來的生師比與施教缺口

此外,由於諸多學者點出台灣高教生師比在OECD中敬陪末座的事實,教育部終於將啟動改善生師比的計畫。然而,若不求甚解,未來改善生師比的政策,仍將僵化地全面一體適用,其結果又可能是災難一場。

生師比不良的問題,必須穿越表象,才能看見門道。通常在都市中的私立大學,招生情況不虞匱乏,學雜費收入豐沛,自當等比例聘足師資。按理,這類學校應有責任優先運用自己的資源來降低生師比,而非仰賴政府資源。反之,認真辦學但因地處偏僻而處於弱勢的大學,才是政府應該優先挹注師資的對象。不此之圖,改善生師比的政策則將加重資源分配不正義的窘境,產生大者愈大、小者愈小的惡果。

最後,軍公教退休再任私大,扮演雙薪門神的歪風,已然對台灣高教的根基和風紀造成至深且鉅的傷害。這種不公義的亂象,是可忍,孰不可忍?如今終於將因年金改革從明年7月1日實施而撥雲見日。屆時,雙薪教授必須在月退和私校薪資兩者間擇一領取,否則就是違法。可以預料的是,許多人將保留月退而離開大學教職,此時若不預作替補師資的準備工作,屆時某些雙薪教授占大宗的系所,將瞬間產生師資缺口,從而傷害學生的受教權。

以上數例說明,教育部和大學決策者的心懷不軌或目光短淺,將會扭曲政策的原始初衷,並產生預期或非預期的惡果。更甚者,在政客或學閥的私心和盲目領導下,台灣高教政策的理念與實踐之間,總是本末倒置和弊端叢生。我們需要更多的烏鴉,大聲唱出警語和悲歌,這或許還有可能力挽狂瀾,或至少減輕一些損害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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