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平:是什麼讓學術天使成了惡魔?──反思台大論文造假案

2016/11/24

天下資料,邱劍英攝。

中研院院士和台大臨床醫學研究所教授兼研究部主任陳培哲,曾在前教育部長蔣偉寧以掛名作者所捲入的論文造假弊案時痛斥,此類論文造假已非疏忽,而是偽造文書和詐騙行為。

如今,國際學界同儕審論平台PubPeer網站揭露,前台大生化所教授、現任高雄醫學大學副校長所帶領團隊合作發表的論文有多達11篇涉嫌造假,其中有4篇有台大校長楊泮池為掛名作者。

此外,PubPeer還陸續公布其他有問題的論文,似乎可能波及各知名大學的生科系所。這起事件再次喚起我們對台灣學術界因「瘋論文」而無所不用極的詐騙現象的憂心。

重量不重質的瘋論文現象,難道只是部分學者短視近利的投機取巧嗎?論文內容以假亂真、蒙混過關僅僅是少數不肖學者缺乏研究倫理嗎?我們是否有必要檢討促使學者「瘋論文」且不惜作假的結構性因素呢?例如來自科技部或其他政府單位龐大的計畫經費補助,或來自教育部五年五百億邁向頂尖大學計畫等高額的資源投入。此外,還有各類大學外部評鑑和內部教師評鑑機制對學者論文發表指標所訂的獎懲機制,以及學術場域中,權力關係不對等所產生的論文掛名現象等。

這種種因素,對第一線進行學術生產的知識份子而言,是否構成了壓力,從而放棄科學真誠性(scientific integrity)的堅持,鋌而走險以造假手段來達成目標?是什麼使學術天使成了惡魔呢?我們有必要做出考察。

▋天使如何變成魔鬼

古今無數的哲學家、教育家不斷詢問:人為什麼會變壞?人性本善還是本惡?主流社會掌握優勢的人常認定,善惡二分的界線有著固定不變的本質。但實際上,這個界限是浮動且可被逾越的;亦即,好人會因為誘導而變成壞人,反之亦然。

路西法(Lucifer)是上帝最喜歡的天使,這個名字的意涵是指「光明」或「黎明之星」。但祂因為率眾違背上帝的旨意,而被天使長趕出了天堂,後來墮入地獄成了魔鬼撒旦,也就是宇宙中的邪惡力量。我們可以這個故事得到啟示,人也可能從可愛善良的天使轉變成醜陋邪惡的魔鬼。同理,一個具有學術忠誠和熱情的學者,也會在某種條件下,淪落為一個虛偽造假、冷血無情的學術騙子。這就是學術詐騙的「路西法效應」。

所謂「邪惡」是指,運用權力的優勢來刻意傷害他人、為自身獲取不當利得或破壞人類的普世價值。以美國軍人在伊拉克的虐囚事件為例,那罄竹難書的暴力和性虐待惡行,是無分性別且本性善良的美國軍人所做出來的。當這樁醜聞爆發時,美國國防部長倫斯斐表示,要揪出那些應當負責的「壞蘋果」,但事情真的就那麼單純嗎?

何以善良公民穿上軍服後,居然會變成喪心病狂的虐待狂?Zimbardo教授在一場題為「邪惡的心理學」(Psychology of Evil)演講中指出,使人變邪惡的三個因果解釋是:本性(dispositional)、情境(situational)、系統(systemic)。

本性的說法,將人的邪惡行為歸因於行為人本身的劣根性或壞心機。但這樣的解釋忽略了情境壓力使人順從的面向。許多社會心理學的實驗證實,在某種權威主導的情境中,大多數人皆會因為服從權威而做出殘酷無情的行為,並認為自己無需承擔責任。例如,Milgram的服從實驗證實,在權威指導的情況下,超過2/3的受試者會持續按下強大的電流來懲罰答錯問題的人,完全忽視受試者的痛苦。

情境確實會讓許多人因服從而做出不道德的事,但Zimbardo認為,創造情境的結構性因素,也就是政治、經濟或文化所構成的系統,才是製造邪惡的關鍵。亦即:壞系統創造壞情境,壞情境創造壞人。只改變個人品行不可能杜絕邪惡,必須檢討改變產生惡的情境和產生惡情境的系統。

▋用研究倫理課程來杜絕學術詐騙的謬誤

台大學術論文造假事件爆發後,中研院長、科技部長、教育部長和台大校長都分別公開表示,學術應堅守科學的真誠性。他們甚至主張,要在碩博士或年輕學者的養成過程中,必修「研究倫理課程」,培育研究倫理素養,作為杜絕論文造假的手段。基本上,這種改善個人研究倫理素養的宣示,不但天真愚蠢,更可能是一種官方卸責的藉口。

我們都知道,即使學生的「公民與道德」考試100分,也不可能確保他們的實際行為符合公民素養。知識份子和政府官員飽讀聖賢書、熟記古訓,卻也無法減少白領犯罪於萬一。學者對倫理教條的規範性認知,經過現實中的權力、利益和名聲所交織成的網絡之洗禮,很難不彎曲變形。所以,研究倫理教育雖是必要條件,但絕對不夠充分。學術研究情境和系統扭曲的一併檢討才是根本之道。決策者不此之圖,顯然是在推卸責任!亦即,決策者認為,我們已要求你們上「研究倫理」了,再出問題就不是我們的責任了,我們可以繼續「好官我自為之」。

▋學術情境中的權威與順從

筆者曾在〈社會科學不社會,自然科學不自然〉一文中指出,人文、社會科學的知識生產有較高的個人主義特質。雖然仍不免有一些團隊研究和掛名作者的案例,但由於學科屬性使然,人文、社會科學的經驗性或理論性研究歷程,較難與他人共享研究成果。當然,這並不表示人文、社會科學界沒有論資排輩、藉勢藉端的問題。

相對而言,自然科學的研究與發表的集體主義,顯然是高度鑲嵌在制度性的設計當中。因此,在實驗室或同業學群的長時間、高密度的合作關係中,不免牽涉到團體文化對成員研究活動的影響。特別是當長幼尊卑、權力關係、愛恨情仇和資源分配不對等時,團隊成員常有必須順從團體和權威的壓力。此外,在集體中,也可能因為去個人化的傾向而導致個人責任的分散(diffusion of personal responsibility),而失去自主判斷力。

自然科學論文發表的共同掛名現象,固然有其必要性,但若出於學術權威的優勢,如師生、雇主或學者資歷深淺等不對等權力關係,而使掌權者能藉勢搭便車,以掛名作者的方式來衝高論文發表量,從而抬高自己的學術地位,就缺乏正當性了。

但由於結構性因素使然,學術研究和論文發表的情境,迫使弱勢的一方常常必須委曲求全,容許自己的研究成果與掌權者共享。實際上,台灣科學界的論文發表的共同掛名現象就有太過浮濫的問題,特別是生物醫學界,長庚大學生物醫學系教授周成功對於「白色巨塔」內的潛規則、上位者胡亂掛名的文化,就做出了嚴厲的批判。當然自然科學的團隊合作情境不必然會走向學術造假的邪惡道路,宏觀的系統性因素才是真正的主因。

▋鋪設邪惡之路的學術獎懲系統

首先要從「教育史上最大的千億騙局」,亦即教育部的競爭型獎補助款談起。筆者曾為文痛陳〈頂大計畫成為血鑽石〉的事實,其中一個衍生的後果就是,大量資源與人才往頂大集中所依循的指標,即學者和學校總體的國際期刊論文(特別是SCI、SSCI)發表數。此外,科技部或其他部會的國家型和個人計畫的審核,和鋪天蓋地的大學外部與內部(教師)評鑑對I級論文偏重,構成了以「量」取代「質」的學術評鑑與獎懲系統。這套學術評鑑與獎懲系統在過去十多年來創造出了一個邪惡的巨靈,決定了台灣學術政治和特有的文化特質。

龐大的利益和權力網絡在許多學門、大學和研究機構中,創造出大大小小的學閥,而他們主掌了計畫資源分配的生殺大權和年輕學者的晉升機會。

例如,根據GRB統計,曾擔任科技部生物處處長的郭明良個人申請政府計畫經費就有5億元,與楊泮池合作的計畫有2.4億元。龐大的經費勢必需要培養班底來進行研究和發表成果。這樣的結構助長了學術的「山頭主義」,各山頭為了搶計畫、爭資源而無所不用其極。此種態勢助長了華人文化陽奉陰違的行事邏輯,在學術競爭中的不當運用。陽奉陰違的行事邏輯如魔鬼般呼喚著學者,為了各種物質和精神性的誘惑,而拱手讓出學術人的靈魂,亦即科學的忠誠。

▋學術的英雄主義如何可能?

當筆者用「學術詐騙的路西法效應」來形容當前台灣學術界出現的論文作假惡象時,試圖指出的是,以研究倫理課程來為學術人畫出一條善惡的界線,不但不能改善亂象,反而可能成了障眼法,遮蔽了整體學術評鑑和獎懲系統的扭曲和學術生產情境中,因權威所導致的順從。在這樣的系統和情境中,即使曾經躊躇滿志立志追求科學真理的學者,也可能成為邪惡體制中的共犯。

當然,或許有人會懷疑,這樣的說法是否意味著,對結構的歸咎可免除個人應該負起的道德責任呢?非也,責任的英文responsibility,可以拆解成response和ability,意即主動回應的能力。學者做為負責任的主體,仍有可能擇善固執、拒絕誘惑的。

康德在〈什麼是啟蒙?〉一文中指出,真正啟蒙的人要有勇氣使用自己的理性,且摒棄屈從權威的懦弱。除了徹底革除邪惡的學術生產系統和情境外,我們期待,台灣學術界能有更多「出淤泥而不染」、「眾人皆醉我獨醒」,並堅守科學忠誠的學術英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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