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日印度:你選擇與底層的無種姓者並肩,還是把貧窮關在門外?

2017/09/24

圖片來源:Shutterstock

瑪妮在首都德里近郊的古爾岡(Gurgaon)擔任女傭。在這個鋼筋水泥與玻璃帷幕構成的叢林裡,有一大群像瑪妮一樣的阿迪瓦希(adivasi,印度原住民族)婦女,擔任家庭女傭的工作。

2011年我遇到她時,她是全職媽媽蘇普莉亞的居家女傭,住在「中央公園」封閉式社區裡的7樓公寓。瑪妮照顧蘇普莉亞的兩個小孩,揉製晚餐用的恰帕迪餅,清洗餐具與衣物。她有自己的房間,通往曬衣服的陽台,全天都有食物飲水。她與蘇普莉亞相處得不錯,兩個人性格都偏內向。瑪妮認為蘇普莉亞是公平的雇主,很有禮貌,週日多半都讓她休息上教堂。

瑪妮幾乎把賺來的錢都攢下,這些錢讓她的家庭可以重建鐵皮土屋、買羊、付清債款。三個姊妹都順利出嫁,最小的妹妹也從私立高中畢業,學費由瑪妮支付。

直到災難降臨。

2011年夏,驚慌的瑪妮找上蘇普莉亞,說她14歲的姪女,從賈坎邦叢林深處的家中被誘拐,帶到德里附近某處強迫幫傭。瑪妮告訴蘇普莉亞,雖然不清楚姪女所在,但追蹤到一組電話號碼,從姪女口中得知,她被帶到一個叫做某某普蘭的地方,一個可能在2,000萬人水泥叢林中的任何地方。

瑪妮的故事讓蘇普莉亞的血都涼了。突然間,她的腦海無法停止想像,女孩的村莊是什麼模樣。她想像一個母親必須在田裡工作、取水、蒐集柴火,這要如何保護家中的孩子呢?光想到瑪妮村裡危險的環境,就讓她顫慄。蘇普莉亞說:「我每天都無法停止想像,如果我的孩子失蹤,如果有人把我的孩子帶走,我該怎麼辦?」

蘇普莉亞決心幫助瑪妮尋找姪女。這麼做讓她打開一扇門,如同我們多數人,她習慣讓這扇門關著。她跨過線,即便是很短暫的時間,進入另一個印度母親的生命。這個行動帶來超越她所能承受的知識。

跨越這條界線,蘇普莉亞短暫動搖了她所屬的安穩階級,與慣常的微妙精神平衡。日正當中的印度,面對有史以來最大的貧富差距,這個平衡愈顯微妙。一位孟買的朋友說,貧富差距擴大與明顯減少的同理心相關。富人逐漸將貧窮視為一種尷尬,將渴望脫貧視為一種負擔。

蘇普莉亞在加爾各答成長,就讀威爾罕女子寄宿學校,這所學校是為了教育現代女性成為現代妻子。蘇普莉亞友善、思想開放、閱讀廣泛,但有些內向,厭惡無稽閒談。她認真進行堆肥,也喜愛山區健行。

她在德里廣告公司工作時,認識了丈夫亞文。由於不像丈夫這麼投入工作,因此婚後選擇留在家中,成為全職妻子與母親。他們的女兒生於2002年,5年後兒子出世。他們很快就搬進「中央公園」社區,一幢門禁嚴密的整齊公寓大樓,俯瞰高爾夫球場。

蘇普莉亞親自載孩子去上功文數學與舞蹈班。若他們需要離開中央公園社區圍牆去參加生日派對時,她也會親自陪孩子去。她準備健康餐點,陪孩子做家庭作業。她上網找書協助女兒練習寫字,並嚴格限制孩子看電視的時間。

中央公園社區如其廣告標語「迎向世界」,主要服務像蘇普莉亞與亞文這樣大學畢業、說英文的專業人士。社區為住戶舉辦迪瓦利光明節派對,邀請留學顧問協助孩子申請德州與新加坡的大學。中央公園並不依賴古爾岡市政府微薄的公共服務,當市府停電時,社區自有發電機立刻無縫接軌,有時甚至占了整天1/3的時間。社區提供充沛自來水、大量停車位、翠綠遊戲場,門口警衛會擋下源源不絕、販售從洋蔥到水桶等各種物品的手推車小販。社區要求女傭必須配戴識別名牌,另有全日值勤水電工,隨時應付水管阻塞。

蘇普莉亞稱呼中央公園為「人工天堂」,是無邊混亂與需求中的安全綠洲。為此她十分感激,她的時間不須浪費在水龍頭前,無盡等待市府恢復供水。也不須為發電機囤積燃料,或提醒傭人將車道上的風暴沙塵清理乾淨。

因為清楚這些精神耗損,她對自己選擇的生活型態更感矛盾。她說有次女兒拜訪她在德里的娘家,那天下午正好停電,而且連停數小時。當時8歲大的孩子十分驚訝。沒有電是什麼意思?她這樣質問外祖母。「我們生活在泡泡中。」蘇普莉亞說。「我們的孩子需要知道別人過著什麼樣的生活。」

她有時也會發現,中央公園只是提供這個與那個印度間,一層薄薄的紗簾。她發現自己為孩子安排的安全環境,並非人人可享。

在蘇普莉亞的童年,印度有錢人比較可能與窮人面對面生活。在她加爾各答舒適的家對面,有一個貧民窟。一名老婦人每天蹲在地上,賣著小堆煤炭。老婦人將煤炭排成整齊對稱的小堆,每份大致相同數量,販售同樣價格。她還用灰在炭堆邊的地上,畫著捲曲繁複圖樣。蘇普莉亞可以連續數小時,看她用炭灰畫畫。

但在古爾岡,身為一個母親,蘇普莉亞為自己築起高牆。偶爾,像一陣熱風,他人的生命才會吹進,打亂她的秩序。私人的印度擅長將各種失序屏除在外。因此你需要靜靜將門關上,需要學會看到煩惱焦慮,及視而不見。

古爾岡是渴望築成的城市:新印度想像中的上都(Xanadu)。

這個城市位於德里近郊,乾燥土壤與相思樹連綿的荒岩地帶。某種強悍性格主導這裡的土地與生活。重視榮譽,重視種姓。槍枝氾濫。對男性後代的偏好讓古爾岡所在的哈里亞那邦,呈現特別傾斜的性別比例。根據2011年的人口普查,此地每千名男孩僅對應到834名女孩,是印度全國性別失衡最嚴重的邦。性別失衡也暗指出區域的繁榮:家庭可以負擔檢查胚胎性別的超音波費用,避免生下不想要的女孩。

1970年代,一位名為庫沙爾.帕爾.辛格(Kushal Pal Singh)的地產開發商,開始從德里造訪此地後,古爾岡的命運從此改變。在這片乾荒土地上,辛格構築一個新的大都會。他首先說服甘地夫人政府改變新的高速公路路線,讓汽車可以從古爾岡直達位於德里南側的機場。他也說服通用汽車總裁傑克.威爾許,在此成立通用的企業程序外包單位,讓古爾岡成為印度工業成長的中心。

到了21世紀初年,古爾岡出現高樓形成的峽谷。由辛格帶頭,許多地產商在此開發辦公大樓、購物中心、旅館、高爾夫球場,以及一座又一座的封閉型公寓社區,每座社區都有夢幻般的名字:網際綠園、新城高地、涅槃小鎮。

古爾岡吸引充滿野心、受過教育的男女前仆後繼,來此撰寫電腦程式,或在全年無休的電話服務中心騷擾美國的借款人。古爾岡也吸引更多充滿野心、但未受教育的男女來此,成為這群人的廚師、洗衣人、電工、售茶員、電動三輪車夫、屋瓦工、警衛及孩子的保母。

就像瑪妮,許多工人都是來自最貧困區域的阿迪瓦希。他們的河流逐漸乾涸,叢林枯竭。因此他們離鄉背井,搭乘擁擠火車日夜穿越大地,到上都掃地清潔。古爾岡成為後經濟改革癲狂時期的國家象徵。10年內人口倍增,2011年估計約有150萬人,預估2020年將成長至400萬人。

但是有一個問題:古爾岡嚴重缺水。中央政府水利主管機關警告,2017年古爾岡的儲水量將耗盡。每年水位下降1.5公尺,2012年時,古爾岡市政府僅能提供市民所需的一半水量。其餘供水來自深水井,這些水井逐漸耗竭含水層水量。

自來水並非古爾岡封閉型社區居民唯一自行取得的服務。2012年,居民使用的1/4電力來自柴油發電機,政府提供的電力不敷需求。至於居民生產的廢棄物,只有30%連結到公共下水道系統,其餘則由蓬勃發展的私人廢棄物處理公司代勞。大廈管理中心僱用卡車清運住戶廢棄物,穿過城市,倒進溪流與廢坑中。

簡言之,蘇普莉亞與其他古爾岡居民私人購買了政府無法提供的服務。他們屬於印度蓬勃服務業中一群向上流動的新專業階級。他們的成就不只反映出政府在基礎服務上的無能,也反映出持續擴大的貧富差距。這是日正當中印度的定義,也是渴望帶來的結果。

若古爾岡代表印度閃亮的新富階級,瑪妮的村莊,位於賈坎邦的比爾呼-帕特拉托利,則代表印度廣大的苦難。這裡部分區域是叢林,另一部分則崎嶇乾燥。賈坎是全印度最窮的一個邦,卻富有礦藏,特別是煤。日日夜夜,大卡車自瑪妮村莊附近的高速公路呼嘯而過,將黑金從礦場送進大地另一端的電廠。

雖然有豐富煤礦,比爾呼-帕特拉托利村,或許多類似的阿迪瓦希村落,都沒有電。晚間要靠手電筒及煤油燈照明,過去幾年,還加上手機的藍光。幾乎家家戶戶都有手機,但要充電,必須步行到高速公路邊的小商店,那裡有接上電網。充飽電,手機可以透過簡訊,傳來寶萊塢歌曲、板球積分及選舉時的政客承諾。手機沒電時,只剩下風吹過樹梢,及卡車奔過公路的聲音。

正是在此,2011年初,普露放學回家路上,被村裡名叫哈可的無賴盯上。普露應該要稱哈可為「馬麻-洛格」(mama-log),意指「叔叔」,但這裡表示他與當地四處流竄的毛派游擊隊有關。根據普露的說法,那天下午哈可與兩名友人持槍,用不太迷人的態度說:「嫁給我,不然就殺了妳。」

根據普露的說法,哈可與他朋友要她跟著他們離開。她是被強迫的嗎?很難說。無庸置疑的是,她很害怕。這些男人有槍,因此她只能照做。她搭上村外土路上等著的車,另外兩名女孩在下一個村莊上車。她們被帶到數小時外的蘭其(Ranchi)火車站。

火車花了一整天時間抵達德里。她說,她一開始與數十名男女,拘禁在一間雙房公寓。他們都是來自她村莊附近的賈坎邦阿迪瓦希。普露與其他5人被送到德里北界的一個社區。她負責掃地、洗碗、洗衣、燙衣,並在雇主想吃飯的時間揉製恰帕迪餅。結束通常已經是深夜,她只能睡在廚房地板的草席上,並且不准出門。

就像普露,估計5至15歲的男女童工中,約有20%擔任家庭傭工。他們的父母可能知情或不知情,或者也不想知道。磚窯廠、地毯工廠及妓院也常見童工。

聯合國調查發現,阿迪瓦希村落常是人口販子招募的沃土,而如同普露的案例,招募者往往也是阿迪瓦希人。該份報告總結,兒童失蹤時,家庭成員很少報警。精確地說,法律禁止童工,也禁止人口販運。但發生在阿迪瓦希土地上時,法律經常被視而不見。

事情不該是這樣。當新獨立的印度領袖激辯憲法文字時,制憲國會中唯一的阿迪瓦希成員,杰帕爾.辛格.慕恩達(Jaipal Singh Munda)留下一段令人難忘的演說。他自稱是最原初的印度人──強格利(jungli),意指叢林來的人。如他正確指出,任何其他人都是這片土地的新移民。他說他相信新移民,並直呼首相的姓名。

「我相信賈瓦哈拉爾.尼赫魯先生的話。」慕恩達說。「我相信你們講的話,現在我們將展開新章,獨立印度的新章,將會有平等的機會,沒有人會被忽視。」

他的信念顯然錯置。若憲法承諾機會平等,若憲法確實承諾提升數代以來受忽略人民的地位,自由印度顯然完全辜負這項承諾。

今日,全印度約有8,400萬名原住民,約占全國人口的8%。技術上,他們不屬於印度種姓制度,即無種姓者。他們的社會、經濟及政治地位是印度任何社會團體中最低的,甚至比種姓制度最低階的達利人更低。

阿迪瓦希最深沉的詛咒是居住在印度最富饒的土地上,富藏煤、鐵、鋁土及鈾礦。這些礦藏自獨立以來,從尼赫魯政權試圖引領國家工業化時,就引人垂涎。對於礦藏的需求隨著印度經濟發展快速成長,阿迪瓦希為此付出慘痛代價。水壩淹沒土地,礦坑掏空丘陵,包含不少明目張膽的非法礦場。數百萬計因工業發展及公共建設計畫而迫遷的人民中,阿迪瓦希占了很高比例。

即使土地如此富饒,阿迪瓦希平均來說是印度最窮困的一群。根據2012年統計數字,44%的原住民生活水平低於法定貧窮線。相比之下,印度全國低於法定貧窮線人口為27.5%。阿迪瓦希人的貧窮降低速度也遠較其他社會團體來得更慢,包含達利人。

阿迪瓦希兒童的死亡率超乎尋常,高比例的阿迪瓦希母親無法取得產前照護。阿迪瓦希兒童較缺乏基本兒童疾病如下痢及呼吸道疾病的相關照顧,也受飢餓影響最深。體重不足不僅是瘦弱矮小,對日常新生兒疾病的抵抗力較差,同時一輩子智力發展也會受到限制。

政府並非未曾試圖解決問題,只是許多政府計畫,即便充滿野心、立意良善,也常常規劃不周,成效不彰。

蘇普莉亞無法清楚說出,她如何意識到日常生活中遍布的貧富不均。她只知道她在成為母親後開始感受到這件事,而這種感受讓她成為同儕間的異類。

她注意到古老的種姓汙染,如何在現代、閃亮的古爾岡社區裡,孩子朋友的生日派對中產生影響。通常孩子與家長會受邀參加生日自助餐會,餐桌上有堆成山的食物,包含草莓、薩摩沙三角派、雞肉沙拉三明治、披薩、貝果及蛋糕。他們可以盡情享用這些食物。然而保母與司機不能直接從自助餐桌取食,也不能使用同樣的杯盤。他們有另外準備的盒餐,個人份量,只有他們會碰,之後就直接丟進垃圾桶。

這種特殊形式隔離,來自賤民碰觸可能會汙染所有人的想法,同時也預設傭人可能就是低層出生,甚至是達利人,而雇主則非。這是代代相傳的潛規則。

蘇普莉亞也在這樣的隔離中長大。她母親是以兩套器皿的邏輯來管理家務:一組杯具是給主人,另一組杯具則給幫傭。同樣的邏輯也適用家具:幫傭不得坐在主人的椅子上,他們可以蹲或站。比較好的狀況是,廚房中有專門給他們坐的舊圓凳。蘇普莉亞從未多想,每個人都這麼做,她也這麼做。

漸漸地,孩子的生日派對上,她開始感到不舒服。她想:為什麼這些保母每天清潔、煮飯、照顧孩子,卻必須從分隔的餐盤中取食?某一年,她靜靜改變規則。在她女兒的生日派對上,只準備一張餐桌,要每個人都從這裡取食。她沒為幫傭另外準備盒餐,而是向保母說:請自行取餐。

她也慢慢發現中央社區高牆內一些難以言喻的隔離。兒童遊戲場四周設有長椅,但那些每天下午陪伴孩子前來遊戲場的保母,不得坐在這些長椅。他們必須坐在地上,無論寒冷、潮濕或乾草扎人。蘇普莉亞發現,這是未成文的規定,並由警衛執行。因此,這些長椅往往無人坐上,堆滿兒童水壺,只限父母能坐,但父母甚少出現。

蘇普莉亞將這個問題提到住戶委員會討論。當所有長椅都是閒置時,為何保母必須坐在草地上?住委會成員提供各種不同的理由,但對蘇普莉亞來說,一個比一個更奇怪。

有人問:坐在草地上有什麼不對嗎?我們有時也坐在草地上。

我們可以自由選擇,他們不行。蘇普莉亞回答。

一直都是這樣的。另一個成員說。

蘇普莉亞很快發現,她無法說服任何人。中央公園讓我們可以脫離過往的不便,卻無法跳開舊習。

當瑪妮告訴蘇普莉亞姪女被綁架的事,她感覺脊椎一陣泛冷。會不會有人這樣帶走她的孩子?若她無法確認孩子所在,就再也無法看到孩子?

她投入營救普露的工作。她諮詢經常與古爾岡警察打交道的大廈管理員,也請丈夫與熟識的德里警察連繫,他服務的廣告公司曾為警察局製作形象廣告。她很感謝公公協助,他是一位退役印度空軍軍官,正好來訪數日,對於應付警察比較有經驗。

一個炎熱的四月午後,突然迎來驚訝的好消息。此時室內窗簾全拉攏,擋住炙熱陽光,空調設在涼爽的攝氏17度,蘇普莉亞坐在沙發上,安撫著趴在膝上發燒的兒子。她的手機響起,接聽的時間比回話多。她從沙發站起來,走過客廳,感謝來電者,然後打給她丈夫。「方便說話嗎?」她開頭問。「現在有個情況。」

情況是,古爾岡警察局透過瑪妮找到的電話號碼,追蹤到可能監禁她姪女的房子。若她確實受到非自願監禁,警察願意協助她離開。但他們需要兩樣東西:一輛來回的車,與值得他們採取行動的金錢。

蘇普莉亞從未面對類似狀況,她不清楚該如何賄賂警察,或該付多少。她在客廳中走來走去,明顯很緊張。她換下運動服,穿上一套沙爾瓦卡米茲長褲套裝(salwar kameez),以便與警察同行。公公看她一眼,提議代替她前往,蘇普莉亞立刻點頭答應。瑪妮也必須去,因為她是唯一可以辨認姪女的人。

當時已接近晚間。在下班尖峰時刻,需要幾個小時的車程,才能到達警方懷疑瑪妮姪女監禁的北德里區域。蘇普莉亞準備了一些瓶裝水與餅乾。她與公公簡短討論要支付多少錢給執行任務的兩名警察。他出門時向蘇普莉亞保證,「為了人道理由」進行賄賂是合理的。

奇妙地,他們找到普露。據瑪妮轉述,警察告訴普露的雇主,只要找到帶普露到雇主家的仲介,警方就不會提出案件紀錄。警察找到仲介,並要求她支付積欠普露的薪資:全部是9,000盧比。她工作的6個月中,每個月賺不到30美元。但當時,普露一毛錢都還沒收到。

整件事沒留下任何案件紀錄,沒人被起訴。

當晚亞文返家後,安排了所謂的禮金,致贈參與的警察。蘇普莉亞不想知道他們收到了多少錢,也不想處理此事。只要想到另一位遠方母親的女兒將重回懷抱,她就鬆了一口氣。

蘇普莉亞是一個謹慎、保護欲強的母親,孩子的安全是她最重要的渴望。從瑪妮身上,她了解到對另一個母親來說,這樣的渴望有多脆弱而不安定。大門此側的舒適與外界紛擾的隔閡,實際上薄如蟬翼。

救援行動後數週,蘇普莉亞得知更多關於普露綁架案的內情。她發現有其他女孩像普露一樣,違反意願,從村落被帶到城市中工作。有陣子,這件事在她心中揮之不去。她試著幫一名女孩脫離,但即使她能幫第二名、甚至第三名女孩離開,又怎麼樣?她開始以不同眼光看待中央社區的女傭,她想像是否該詢問鄰居知不知道他們的女傭如何來到古爾岡。她決定還是別問。

蘇普莉亞知道愈多女孩的故事,就感到愈沉重。有陣子,她感到情緒在體內膨脹如球。「我覺得好沉重。」她說。

但這些感受並未持續太長時間,她關上了門。

否則這股沉重感遲早將爆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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書名:業的盡頭──印度青年的憤怒與希望

作者:Somini Sengupta著,林玉菁譯

出版:馬可孛羅出版社

出版時間:2017/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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