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由主義之都:宅男林布蘭與17世紀荷蘭人的家

2017/03/18

林布蘭的《夜巡》。圖片來源:Wikipedia

林布蘭雖然野心勃勃,但他也是個宅男。據知,他從萊登搬到阿姆斯特丹後,餘生幾乎不曾離開過。不僅如此,他的許多畫作交易都侷限在市中心一個非常小的區域,實際上不過幾個街區。

他最初住在布里街上的范尤倫堡學院(Academy of Van Uylenburgh),第一個大型委託案是在幾分鐘路程外的解剖教室進行。與他家大門只有幾步之遙的是阿姆斯特丹一支公民守衛隊的集會廳(Kloveniersdoelen)。這些守衛隊的團體肖像畫同樣成了深植在我們心中的圖像:紅潤臉龐的長鼻男子,頭戴鬆塌黑色帽子、身穿白色長領衣,手舉長槍或滑膛槍,圍坐在宴會桌旁時則拿著沉重的高腳杯。

公民守衛隊象徵著荷蘭城市在17世紀的面貌:掌控城市、促進貿易、保護民眾的是個別的市民。但是,要如何讓如此沉穩的類型展現活力?當滑膛槍(klover)業者公會請林布蘭為他們作畫時,他就面臨了這個問題。滑膛槍業者的宴會廳是一個公共空間,地點就位於市中心。他們的構想是在牆上掛滿各個守衛隊的團體肖像畫,那麼進來的人不但能欣賞到畫像掛在現場的那些隊員,也能感受到其象徵的個人與社區間的情誼。那些繪畫是一種公開聲明,等於是在說我們這裡不仰賴國王、軍隊或傭兵;這是我們的城市,由我們自己挺身捍衛。

林布蘭的嘔心瀝血之作稱為《夜巡》(The Night Watch),這個名稱是在畫作完成一個半世紀後才首度使用。這幅畫打從一開始就相當轟動,不過它的名聲隨後便逐漸黯淡。林布蘭不斷追求的戲劇性與情感深度與穩重的荷蘭人有點不太對盤;對他們來說,他終究是一個太過感情用事的畫家。直到19世紀,林布蘭才重領風騷;荷蘭當時正力求新的愛國心與認同,而氣勢磅礡、莊嚴華麗的《夜巡》獲選為新的國家博物館的鎮館之寶,並擁有自己的展廳。林布蘭的畫作,象徵阿姆斯特丹人的公民意識。


林布蘭自畫像。圖片來源:The Metropolitan Museum of Art

▋寧願畫畫不願社交的男人

林布蘭與妻子莎絲吉亞在新杜倫街上住的房子是租來的,俗麗耀眼。但那樣還不夠,他得買下一棟房子,而這棟房子外觀宏偉,價格不菲。畫家在那段期間整修房屋,為妻子購買首飾,花錢毫不手軟。他是個充滿幹勁的年輕人,以最快速度受人委託作畫,工作與金錢似乎源源不絕,沒有終止的一天。他彷彿有用不完的精力,除了作畫還經營一所學院,教導學生,並經手其他人的藝術作品。

林布蘭買下的那棟房子後來成為他無法逃避的報應(如今是一間由專人經營管理的博物館,展出他生前的相關資料及藝術作品)。他在房子上花了太多錢;隨著富人移往新運河,那個區域的房價開始下跌,但這棟房子的屋主堅持高價,而他也願意支付。

大約就在入住之際,林布蘭的事業卻開始走下坡。為什麼?美國的林布蘭學者蓋瑞.舒瓦茲(Gary Schwartz)告訴我他對於林布蘭事業走跌的理論。舒瓦茲強調,在林布蘭作品的強烈情感之外,還有「權威的問題。一般畫家的作法是與富有的贊助者建立關係,而林布蘭也做到了。不過他卻一再與贊助者發生爭執,破壞了雙方的和諧。

阿姆斯特丹是一座受到寡頭統治的城市,由少數幾個富有的商人家族把持。當林布蘭剛從萊登前來,完成那幅杜爾醫生解剖畫作時,每個人都希望能讓這個炙手可熱的年輕畫家為自己作畫。可是林布蘭沒有細心呵護這些關係。有一名同期畫家就曾經抱怨,林布蘭身為阿姆斯特丹的頭號畫家,卻不懂得對那些大家族逢迎拍馬,因而連累了整個畫家公會。他是個工作狂,寧願畫畫也不願意參加那些義務的社交聚會,而且也會跟有錢的贊助者為了金錢和委託工作發生爭吵。

1660年,這位畫家宣告破產,在一段庸俗的漫長過程結尾失去了自己的房子與財物。兩年後,依然缺錢的他賣掉妻子的墳地,她的遺骨被移出,讓別人進駐。林布蘭自己在1669年辭世。英國史學家賽門.夏瑪(Simon Schama)曾經一針見血地指出,在他最後那些自畫像的其中一幅,「林布蘭臉上唯一的亮光來自他毫無保留的坦率。」當時他63歲,看起來卻更老了10歲。


林布蘭故居博物館。圖片來源:Museum Het Rembrandthuis

▋心中的那座城市

林布蘭的事業生涯儘管神奇,卻也有一個值得注意的缺口。荷蘭作家佛瑞德.費德斯(Fred Feddes)就驚嘆,這位史上最偉大的視覺藝術家,怎能在阿姆斯特丹的黃金年代期間住在那裡,卻幾乎完全沒有捕捉到它成長時發光發熱的爆炸性具體表現。這座城市不但在他在世時發生轉變,也改變了一座城市的過去與未來。它以個人為中心,以人的舒適、方便與獲利為宗旨進行改造,將有益於商業、提升市容的事物當作都市規劃的重點。它逐漸成為一種新的地方,而林布蘭對此卻完全視而不見。

或許尤有甚者,他是刻意忽視。林布蘭沒畫過新運河、新建築、輝煌的教堂、港口中的船桅之林,也沒畫過17世紀歐洲的奇蹟,那壯觀的新市政廳。相反地,他畫破舊的老市政廳,而且是在它遭到一場大火摧毀之後。新市政廳在興建時,民眾如朝聖般前來觀看它逐漸高起的模樣,林布蘭卻背對著它,只為了描繪另一個方向的田園景致。他帶著素描本在城裡和周圍的鄉間晃蕩,畫出的成品給人一種復古的印象。一座慵懶的風車,背景是萬里無雲的天空。空蕩蕩的地平線上有一叢樹木。茅草屋頂農舍,一棟小屋被無力搖晃著的木板圍籬包圍,在一旁樹木襯托下顯得十分矮小。阿姆斯特丹在他的筆下宛如一座中世紀村莊。

林布蘭的時代有另一名在當時相當知名、但如今卻罕為人知的畫家,此人在這方面及其他特點上都與林布蘭相反。如果將揚.范德海頓(Jan van der Heyden)與林布蘭描繪阿姆斯特丹的畫作擺在一起,你絕對會以為兩人畫的是不同時期的不同城市。有時會被譽為「荷蘭達文西」的范德海頓對於現代都會的實際運作充滿了興趣。他在畫中以精確的方式表現新穎與宏偉的事物:新區域的運河及橋樑,以及似乎對他最具意義的新市政廳;這座阿姆斯特丹人心目中的聖殿拔地而起,立面在陽光下閃耀著帝王般的光輝。

范德海頓筆下的城市風景裡幾乎不見人影,這一點正好區分出他和林布蘭所代表的自由主義的兩個面向。范德海頓重視的是提供實際環境,一個讓個人自由得以盡情發揮的棲息地。一言蔽之,就是文明。他的藝術渴望是規劃一座提供服務與保護、允許個人在自己內心尋找一個空間開口的城市,他們可在那個空間裡探索自我,探究自己在世界上的身分與位置。那個內心空間當然就是林布蘭最深沉、自我居住的所在。這肯定是林布蘭對於新阿姆斯特丹向外成長毫無興趣的原因。

17世紀荷蘭畫家Pieter de Hooch筆下的家屋空間。

▋家:荷蘭人的私密空間

然而,林布蘭與范德海頓的自由主義之間有一個共通點,一個外在與內在個人空間交集之處。想想某些城市的原型紀念建築,那些建築物似乎都透露著與城市靈魂有關的線索。乍看之下,阿姆斯特丹並沒有像巴黎聖母院、艾菲爾鐵塔或倫敦大笨鐘那樣的紀念建築。每年造訪該市的1,300萬人並不是急著去看水壩廣場上的王宮;至於該市低調簡樸的教堂規模大多小到能直接塞進聖母院內,也鮮少面臨人潮管制問題。

大家來到阿姆斯特丹是為了看排列在運河邊、數百間奢華程度遠遠遜色許多的建築──個人住宅。這些也是藝術作品,但風格簡約。每一間房子都是磚造建築,傳統上頂部會有遮住屋頂輪廓線的裝飾性山形牆。當你走在街上,17世紀數十年間不斷變化的風格依然保留在你眼前的一系列山形牆上:階梯式山形牆、漏嘴式山形牆、吊鐘山形牆……門上的山形牆石可能嵌入磚結構中;這使得房屋可能因為一只桶子的雕刻而顯得個性十足,它其實是在說:「這裡住著一位修桶匠。」或者,有羊雕刻的房屋代表屋主是羊毛商。若是一幅亞當與夏娃或逃出埃及的圖像,一般是象徵屋主的虔誠信仰。運河屋通常是經由入口和階梯之間的一個小平台抵達,也就是門廊(stoop,這個英文字源自荷蘭文stoep)。

阿姆斯特丹的每間運河屋都支撐著一個家庭,每間房屋都代表對我們最重要的事情。家庭的觀念並非在17世紀誕生,但是,家作為一個個人私密空間的概念卻可能源自當時。作家魏滔.黎辛斯基(Witold Rybczynski)在《金窩、銀窩、狗窩:家的設計史》(Home: A Short History of an Idea)中追溯家的觀念;它就像一艘船,我們的主觀自我可在船上休息,旺盛成長,而其源頭可回溯到17世紀荷蘭人發展出來的那種社會。那個社會不像歐洲其他社會依靠封建制度,依靠國王與宮廷而形成。其他地方有大城市與鄉間,但荷蘭的地貌卻以城鎮散布著稱。荷蘭人是都市人,他們也從中世紀開始(這無疑與他們生活的氣候及條件有關)就謙虛、節儉、細心,而且相當執著於居家清潔,經常拖地板、擦亮銀器、刷洗門廊。

17世紀財富湧入和新觀念迸發並沒有抹滅這些特質,反而使其更形鞏固。首先,17世紀的「現代」運河屋是供所有人居住。荷蘭社會的平等主義特色轉化成了一種認知,那就是儘管富人的生活環境可能多少比別人美好漂亮些,但是,毫不遮掩的財富卻會顯得缺乏品味。他們的僕人不多,僕人與雇主間的關係也不像其他地方那般遵循階級制度的規則。歐洲其他地方的有錢人在荷蘭看到某些現象時十分詫異,例如在阿姆斯特丹富人的運河屋裡,僕人竟然能與主人一家一起用餐。

在中世紀的其他歐洲首都,建築物的規模都很龐大,往往占據城市的整個街區,裡面有公共庭院,住著富有的大家族和僕人及佃農,但荷蘭人的安排則比較私密。即便是富有人家也顯得小巧,房屋裡只住著一家人,或許再加上一、兩個僕人。黎辛斯基認為,這導致荷蘭人在他們的運河畔住處內率先開創出一個新的概念,那就是家乃由一男、一女,及他們的孩子所組成。

另一項創新便由此應運而生。在其他地方,公共與私人空間之間的界限模糊,部分原因在於許多彼此沒有親戚關係的人往往同住一個屋簷下。阿姆斯特丹的運河屋通常在街面底下有一間工作室,上面則有一個接待顧客的房間;在一般的禮貌上,脫鞋的時機不是在進入這些房間、而是在上樓進入位於公共空間上方的區域時。黎辛斯基認為,這個脫鞋的動作劃定了公私之間的界線。位於樓上的臥室或許是有史以來第一次成為「家」。在那裡有私密的壁爐,小小臥房裡的床緊貼在看似衣櫃的角落裡,椅子則帶有些許舒適的味道。在那裡,花瓶中插著剛採摘的鮮花,牆上當然也掛著畫。在那裡,還有「gezelligheid」,這個無法翻譯的荷蘭字意味著一種超乎溫暖舒適的感覺。

我想,這就是吸引那1,300萬名訪客前往阿姆斯特丹的原因。要比富麗堂皇,巴黎無疑是贏家;但巴黎的富麗堂皇之於阿姆斯特丹的運河屋城市景觀,正如神話人物之於凡夫俗子。阿姆斯特丹與今日的我們有所共鳴。從某個角度來看,它是我們開始的地方,身為現代人、認為個人比機構更重要的我們。這些沉靜的運河畔街道,一邊停泊著船隻,一邊有山形牆磚造房屋;這是一個搖籃,促成我們將焦點放在自己身上。在我們眼中,它就是自然而然地顯得迷人。

(本文節選自八旗文化出版《阿姆斯特丹──一座自由主義之都》

     

好書推薦:

書名:阿姆斯特丹──一座自由主義之都

作者:羅素.修托(Russell Shorto)

譯者:吳緯疆

出版:八旗文化

出版日期:2017/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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