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深靖:和平獎不和平──從諾貝爾和平獎得主席琳.艾巴迪訪台談起

2017/07/20

photo credit: Peace Research Institute Oslo (PRIO)@flickr, CC BY-NC-ND 2.0

「無國界記者組織」(Reporters sans frontiers)亞洲辦公室在台北落腳。7月17日,2003年諾貝爾和平獎得主席琳.艾巴迪(Shirin Ebadi)伴同「無國界記者組織」秘書長德洛瓦(Christophe Deloire)進總統府拜會蔡英文。

席琳.艾巴迪是伊朗知名的異議者,曾擔任過法官、德黑蘭市法院院長,受到何梅尼革命政權壓抑,轉為律師,是「伊朗人權捍衛者中心」的創辦人。2009年6月,伊朗反對派抗議總統大選不公,引發群眾暴動,是為「綠色革命」,由於示威者廣泛運用社交網絡,也被稱為「Twitter革命」。事件之後,多位反對派人士遭到調查、逮捕,艾巴迪女士就此離開伊朗,長居英國。

由於中國異議者劉曉波剛於7月13日病逝於北京,同為諾貝爾和平獎獲獎人,席琳.艾巴迪為劉曉波說話,理所當然。她指斥北京當局,說「中國是謀殺者」,建議台灣訂定「劉曉波紀念日」,以劉曉波命名街道,興建劉曉波紀念碑……讓劉曉波這個名字永世長存。她還說,亞洲的新聞自由唯一讓人滿意的就是台灣,看到「台灣民眾在街頭抗議中國政府,這是很有趣的現象」,她還提醒台灣要像照顧花朵一樣,好好照顧自由民主,以免受到傷害。最後,她期許道:「也希望你們有一天可以重新在聯合國有你們的位置」。席琳.艾巴迪的這些談話當然受到蔡英文政府的高度歡迎與重視,蔡總統的回應是「會責成相關部門積極思考」。

席琳.艾巴迪的這些話語,或許是出於做為國賓的禮貌,或許是來自於陪同者楊憲宏、吾爾開希等人所給予的訊息,舉凡主流當權者想聽的,她都沒有遺漏。在伊朗,她被視為顏色革命的流亡者,有些言論,甚至被指斥為「投機的政客」。譬如,美國為了壓制伊朗發展核武,對伊朗進行經濟封鎖制裁,艾巴迪女士公開表示歡迎美國對伊朗的嚴懲,並且在接受德國媒體訪談時,認為制裁不僅對於伊朗,對於「人權史」而言,也是一個重大的轉折點。就像許多伊朗的綠色革命流亡者支持美國-以色列聯合武力在中東的佈署一樣,席琳.艾巴迪支持美國制裁伊朗的言論,在國際上也引發重大爭議。

▋異議者該不該支持強權的制裁?

這是許多國家的異議者普遍遭逢的難題。反對專制政權,反對國家機器傷害人權,可以理解與尊重;但是當國際強權以經濟制裁,乃至武力壓境的方式介入內政時,異議者究竟該站在什麼樣的立場?尤其是當經濟制裁危害到一般老百姓的生活,強權武力脅迫傷害國家的尊嚴時,異議者要如何選邊?

2003年,美國武力入侵伊拉克,理由是海珊政權違反民主、迫害人權,還擁有大規模毀滅性武器。許多流亡於美國的伊拉克民運人士支持入侵行動,可是後來看到伊拉克在美國軍隊佔領之後,國土裂解,恐攻爆炸頻傳,傀儡政權貪腐無度,百姓生活永無寧日的狀態,疑慮陡升,對於是非的判斷,幾乎完全喪失基準。

此外,伊朗在2010年爆發金融危機,綠色革命最主要的發言人聲稱,危機是政府刻意製造出來的,是伊朗權貴刻意製造金融危機,以便從中牟利。他們完全不計較全球經濟危機乃是2008年美國諸多金融巨鱷的敗德失信所引爆,更不願意承認經濟制裁所帶來的恐懼與不確定感,是金融風暴的火種。

同樣的,做為諾貝爾和平獎得主,劉曉波從病危到逝世,在國際上引發重大的關注,港台媒體所給予的光環,說是「封聖」也不為過。只不過,劉曉波的中國異議者身分,也讓他必須面對上述的難題。亦即,當美國強力散布中國威脅論,在亞洲細密進行「圍堵中國」的武力布署時,究竟該以什麼態度面對?劉曉波的選擇似乎是很明確的他曾經發文讚揚美國對阿富汗、伊拉克的入侵和佔領,也稱許美國昔日強勢介入的朝鮮戰爭和越南戰爭。他指出:「美國所領導的自由世界,幾乎與一切踐踏人權的政權對抗……美國所捲入的主要戰爭,在道義上都有可以辯護的理由。」

這些年來,支持以經濟制裁介入內政、支持武力行動的人紛紛得到諾貝爾和平獎桂冠的加持,2009年的和平獎甚至就頒給了美國總統歐巴馬,而他當權時,美國武力持續擴張,歐巴馬本人正是「無國界戰爭」的主導者。

▋如果這背後,都有一隻美國的手……

歐巴馬的「無國界戰爭」,不僅是赤裸裸的武力展示,還包括各種顏色的政權演變。伊朗的綠色革命,美國國家民主基金會(NED)給予大量資助,席琳.艾巴迪正是NED最主要的支持對象之一。同樣的,美國國家民主基金會也承認給予《民主中國》和獨立中文筆會數十萬美元的資金支持,而劉曉波正是《民主中國》的編輯,獨立中文筆會的會長。

NED普遍被稱為「第二個CIA」,其關係究竟如何?美國國家民主基金會首任主席亞倫.維恩斯坦(Allen Weinstein)的說法最為傳神,他曾經在《華盛頓郵報》上招認:「我們今天所做的大部分工作,20年前是由CIA偷偷摸摸地做。」什麼是CIA過去必須暗中從事的行當呢?《華盛頓郵報》在1967年所報導過的一樁CIA醜聞大致可以作為代表:以美國的國家預算,在國外資助親美的文化團體、工會、媒體、個別政治明星以及知名的知識份子。在冷戰時期,美國總統詹森也承認,華盛頓方面為了「防堵蘇聯的意識形態影響力」,他們不得不採取一些秘密的行動,透過秘密的管道,以便將顧問、設備和資金投入歐洲各國,支援某些媒體和政黨。

CIA於1960年代和1970年代在拉丁美洲興風作浪,鼓動、策劃軍事政變(其中以1964年暗算巴西總統古拉特和1973年謀害智利總統阿葉徳的行動最為經典),引起國際社會的譴責,也在第三世界招致重大反彈。美國參議院不得不在1975年對CIA在國外的胡作非為和軍事上的罪行展開調查。自此,情報局在海外的活動化明為暗,NED就是在這樣的背景下成立的。從此也開展了以國家預算挹注民間基金會的工作模式。事實上,早在1983年,雷根總統就簽署了一項名為「NSDD77」的秘密指令,要求美國的外交、軍事活動,「必需緊密地與企業界、工會組織、大學、慈善機構、政黨、媒體結合……」。這道指令,到今日似乎依然有效,依然在發生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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