圖片來源:行政院原住民族委員會文化園區管理局,CC BY-SA 3.0

[引言]動物當代思潮「荒野中的救贖:邁向原住民狩獵與動物保護的平衡」研討會,邀請九位來自原民權益、原民狩獵文化、動物權、野生動物保育及動物保護運動的專家學者發表演說,從動物權倫理、生態保育觀點到資源管理分析,來分析如何形成一種能夠考慮動物保護的原住民狩獵,除增進主流社會及原住民朋友對動物保護的理解外,也希望能貢獻更深入的觀點,使未來政府決策更為多元。

▋是「動物保護」還是「動物保育」?

今天的主辦單位用了「動物保護」這個概念。儘管「動物保護」並非與「動物保育」互相排斥,但在法言法,從個人的法律專業角度而言,動物保護相應的是《動物保護法》,而今天比較聚焦的應該是討論動物保育的問題,並對應到《動物保育法》。

這兩者有什麼差別呢?「動物保護」基本上是以個體保護為中心,並放置在環境倫理或動物倫理的脈絡之下去作討論;而「動物保育」則是涉及物種的問題,連同物種的棲地一併被保護,因此與「土地」的連結性會非常高,進而涉及到所謂「傳統領域」問題。

我認為可以這樣說:當我們在談論「動物保護」,而且是從動物倫理的角度出發,或者將這議題侷限在《動物保護法》範圍內來討論的話,那未必會直接碰觸到「動物保育」。但「動物保育」是包含「動物保護」的,也就是說,即便是在討論狩獵行為、即使是法律所容許可狩獵的動物,也不代表可以把牠當作沒有生命的「物」來對待。

所以,我雖然認為今天討論的是「動物保育」,然而,個體保護性質或是動物倫理脈絡的「動物保護」,也不可被忽略。

▋原基法與野保法有衝突嗎?

幾個月來很多人都在探討《原住民族基本法》與《野生動物保育法》這兩部法的關係。在法律上,這涉及「合致性」的問題,也就是說二者在解釋與適用上如何契合?如何讓二者不會彼此衝突、不會互相矛盾?

相關報導提到,屬於原住民族權益保障在法律上最高指導原則的《原基法》中,第19條明明有提到「自用」目的之狩獵,那憑什麼《野保法》第21-1條第1項可以排除「自用」目的?《野保法》是不是太侷限了?為什麼只有為了傳統文化跟祭儀才可以進行捕獵、宰殺或利用野生動物之行為,為什麼沒有自用?

首先,儘管《原基法》第19條第1項第1款規定「得在原住民族地區依法從事下列非營利行為:一、獵捕野生動物……」,但如果沒有《野保法》第21-1條第1項規定「台灣原住民族基於其傳統文化、祭儀,而有獵捕、宰殺或利用野生動物之必要者,不受第17條第1項、第18條第1項及第19條第1項各款規定之限制」,那麼《原基法》前述這一條規定是空洞的,只有宣示的作用。

換句話說,這個條文雖然說「得」「依法」從事某些行為,可是事實上仍必須找到一個「法」,去讓原住民族可以進行這些行為。所以上述的兩條法規便連結在一起。《原基法》這一款實際來看好像是一個假象,但個人認為在法律的層次具有宣示性的意義,不能說完全空泛。

再來就是立法技術充滿弔詭,《原基法》都已經規定依其他法律可以從事這些行為了,為何又在同一條中規定「前項各款,以傳統文化、祭儀或自用為限」,去限制其他立法在後的法律?也就是說,如果立法者修改了《野保法》,訂定更廣的狩獵範圍與目的,《原基法》就會擋在那邊表示:「不行,你不可以這麼廣,因為只有這三個目的可以通過」。這等同是以舊的民主意志,對新的民主意志加以侷限。

第二個問題,《野保法》第21-1條第1項規定「台灣原住民族基於其傳統文化、祭儀,而有獵捕、宰殺或利用野生動物之必要者,不受第17條第1項、第18條第1項及第19條第1項各款規定之限制」。為何這條文在解釋上必定排除掉「非商業自用」?如果傳統文化本身就包含捕獵野生動物自用,那又何須特別明文規定才能算數?

就傳統文化而言,每個民族都不一樣,有的可能純粹把捕獵野生動物用在祭典,有的可能是用在跟祭典無關的場合。以台語來比喻,就是所謂的「靠山吃山,靠海吃海」嘛!這種情況下所謂的「吃」並不是僅限定食用,而是一種依賴的關係,也就是還包含用來交易。所以我真的不了解,《野保法》的這個條文為什麼就等於排除「非商業自用」、「非營利自用」,甚至是「營利自用」?為什麼這些行為就不受保障?

除此之外,另外一個重點是《野保法》第21-1條是使用所謂「核准」的控管機制。「核准」在法律上就是所謂的許可制,於是有人就會認為,好像原住民的文化認同或主體認同,必須要讓漢民族來肯定、確認,是對他們的主體性的踐踏。所以是不是應該要讓一步,使用「報備」的機制?可是我認為,其實報備也是不夠尊重跟信任,因為報備跟許可都是由上而下的去看這件事情,而不是平起平坐、不是夥伴關係,更不是一個共管機制。

▋原民狩獵在法律上的意義

我認為在談論這個議題之前,得先承認殖民統治。我的看法是,我們這塊土地上的原住民族,到目前為止還被殖民統治。不只是原住民族,假如被統治者是以這塊土地為主體在生活、以此為中心建構其價值觀,但統治者卻並不是站在這個土地的主體去思考,那麼這樣的統治者就是殖民統治。

我們經常討論、宣稱要回復原住民族的地位,或者是宣稱我們要去尊重他們,但是我們到底是要去尊重他們的什麼主張呢?其實這涉及到土地權的議題。土地權是對於傳統領域土地的一種掌控,還有土地上自然資源的取用,範圍包含了農林漁牧,而狩獵就是在這的脈絡下,被歸屬到土地權的範圍。土地資源的控管是實現自我發展最必要的基礎,但是隨不同的時空現狀會有所變化。比如說當多數群體已經不在傳統領域上生活,其生活方式與土地的資源脈絡已不完整,那麼對於自然資源的取用權就不一定會成立。土地權跟民族自決權被視為原住民族的基本權利,是一個集體權。如果把土地權視為集體權,那從這樣脈絡所發展出來的狩獵當然也是集體權。

從殖民統治的角度去思考、也承認殖民統治的事實,然後呢?承認的目的就是要反省。對於被殖民的對象如果要給予應有的尊重跟對待,其實是涉及憲法高度的問題,不是只透過法律調整就可以解決。在法律的層次上討論土地管理或資源利用,就好像把原住民族當作是某一個縣市的人民、社會中的某個團體,但我認為它是一個種族的問題,具有憲法高度的權利。

從這個角度來看,等同是主張要返還曾經是原住民族的土地。其他國家的做法通常是在現實考量之下,讓原住民可以主張支配剩餘的傳統土地、以及剩餘傳統土地上方的資源。而以台灣現在面臨的狩獵問題,就是要討論原住民族要如何主張他們對傳統領域內的自然資源有支配權。

從這個角度來看,我們有必要進一步區分傳統領域與非傳統領域的狩獵。何謂非傳統領域的狩獵?舉例來說,一個民族雖然已經被遷徙到不是屬於自己族人原本的領域,但口耳相傳,每年在特定的時間點狩獵之類的行為,在這種情況之下就涉及非傳統領域的問題。也有可能這個區域是位在其他族的領域上,或是沒有歸屬於任何族群的土地。如果從狩獵權是從土地權延伸出來的脈絡來看,因為對土地有資源的取用權,那麼即使是自用也好、交易也好,也都是從土地權延伸而來的權利。

所以我們必須要體系性地去思考這個問題,原住民族狩獵行為的目的是多樣化甚至具流動性的。可是當我們回頭檢視《野保法》第21-1條時,其條文真的能夠乘載那麼多法律的功能嗎?真的有顧慮到狩獵行為前述的多樣化意涵嗎?我個人認為是絕對不可能的事情。 

▋從根本上作「傳統」與「非傳統」的區分

我個人認為應該去區分傳統領域與非傳統領域,傳統領域上的狩獵行為應該被認為是從土地權發展推演而來的,因此如何去界定合理行使的對話,是國家層級的對話,相關法律文件的位階,應該是憲法層次的位階。

至於非傳統領域的狩獵的話,我認為就是屬於比較低層次的問題,甚至就是行政機關依據法律授權、透過法規命令即可處理的。個人認為《野保法》第21-1條充其量只適合處理這樣的問題。相反地,若是涉及傳統領域的狩獵行為,我個人不認為、也不支持僅透過農政主管機關或者是以《野保法》來處理。

另外,我個人也贊同,尊重原住民族的土地權,並不代表其他民族或國家權利對於他們如何自主管理土地毫無置喙餘地。因為,退萬步而言,原住民族也是需要透過利用這一塊土地的資源,永續地生存下去。此外,基於生態系統的相互影響與完整性,對於傳統領域自然資源的利用亦往往會影響到其他民族的生存條件。

《野保法》的立法目的是什麼?個人覺得《野保法》的目的是在實踐一個國家的義務,國家保護物種,並藉此來保護這塊土地上的人民生存。但這樣的立法是主流民族所提出的物種保護思想。土地權一定會跟物種保護相對立、相矛盾嗎?我覺得不一定。若涉及傳統領域或土地權的討論,也同時涉及所謂自治範圍的界定,以及建立主管理機制。除了應該提升到憲法的層次(或相當於憲法的層次)討論,還應該去協商如何平衡傳統領域自主管理與其他民族的自然生存條件。至於非傳統領域的狩獵行為,則並非從土地權延伸出來,因此即涉及主流民族的物種保護面向訴求,並透過國家保護義務的履行去限制「人民」的狩獵行為。

即便是如此,仍應去考慮原住民族應受到的實質平等對待以及比例原則。就前者而言,族群的差異上必須考慮進相關的生活脈絡、社會地位,否則極有可能轉變為一種以法律包裝的主流民族對少數民族的迫害。

再者,即是符合比例原則的法律拘束,當我們去提及何種物種應被保育,其實是科學問題,所以若要對於原住民或一般民眾的行為自由來做約束管制,則必須要充分說明法律拘束的正當性。也就是必須去針對各種物種的數量與現狀建立資料庫,必須要對於物種的現狀確實掌握,否則以純粹臆測的狀況對於人民行為予以拘束是欠缺正當性的。 

▋確保良性的共管機制

總統道歉代表國家還是代表主流社會?我個人可以接受她是代表主流社會,因此我認為她把對原住民道歉的意涵以及整體的議題提升到國家的層次。但是後續呢?我個人認為是「誠意以上,憲法未滿」。我們真正需要考慮的,應該是誠意之後有沒有一些具體的做法?我認為應該完整被討論的問題不應該僅是狩獵,而應該是狩獵的根源──土地權。土地權議題的本質涉及到憲法位階的問題討論,也是相關爭議問題的根源。

也有很多人談到部落法人,這邊要強調的是,部落法人的討論應該是建立在一個國家政權共享的基礎,或者國家政權多元化的角度去思考這個問題。怎麼樣用協議的方式讓國家政權多元化,我建議應該要去思考如何把原住民狩獵議題的討論從《野保法》與《原基法》當中釋放,才能真正解決問題。

最後,我希望這個問題的討論,或許可以嘗試從資源共管的角度來思考。其次,要如何確保良性的共管機制?個人認為不管是許可制或是報備制,皆是一種上對下的關係,或許可以嘗試著用契約的方式,以平起平坐、協商、討論等方式來討論相關的權利義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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