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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動物當代思潮「荒野中的救贖:邁向原住民狩獵與動物保護的平衡」研討會,邀請9位來自原民權益、原民狩獵文化、動物權、野生動物保育及動物保護運動的專家學者發表演說,從動物權倫理、生態保育觀點到資源管理分析,來分析如何形成一種能夠考慮動物保護的原住民狩獵,除增進主流社會及原住民朋友對動物保護的理解外,也希望能貢獻更深入的觀點,使未來政府決策更為多元。本場主講者官大偉是政大民族系的副教授,也是來自新竹縣尖石鄉的泰雅族人,從結合傳統知識與當代觀念的角度,討論原民狩獵與動物保護的議題。

▋什麼是「自然」?

我們常說要親近大自然,就把小孩子帶去鄉下、田野間去。這是不是自然?對有些人來講可能是,對另一些人來說卻可能一點都稱不上自然。你看到的道路、方格狀的田畝,有它歷史地理的因素,因為種植的作物、耕作的方式產生了地景,當然,也是人為活動的結果。

再換一個例子,生態保留區的高山湖泊,顯然是受到人為影響跟破壞比較少的。可是這就是「自然」嗎?所謂的保留區其實是人為劃設之後產生的結果,也就是說,它也是人們刻意塑造出來的,其實一點都不「自然」。

我們甚至可以進一步思考語言概念裡面的「自然」。我曾經問過使用不同語言的人,包含原住民等不同的族群,在您們的語言裡面有沒有「自然」這個字眼?有的有、有的沒有,也就是說,在某些文化裡面創造出「自然」的概念,可能是都沒有人碰過的,跟人類社會對立的那一面,但並不一定所有文化都這麼理解人類社會以外、或是人類社會周邊的這些事情。

再舉司馬庫斯的例子。有一位加拿大的生態學者和台灣學者合作,到司馬庫斯做了林相調查,他們發現:司馬庫斯看起來好像是自然森林的那個部分,其實是泰雅族人過去很長一段時間在這裡經營的結果,包括土壤、林相以及留下來的人工設施。他甚至進一步用泰雅族的地名,去跟現在對於森林、土地、物種的命名方式做比較,發現泰雅族的地名同時結合了對於地理、植被及人類活動歷史的描述。從這些地名推回去,這片山林其實還是人為活動的結果。

西方的財產權理論認為,當人類投入勞動力、改變土地的狀態之後,就可以宣稱是自己的財產,這也是為什麼當白人到澳洲去殖民的時候,覺得這是無人之境,因為他覺得那是沒有被改變過的。可是這種觀念背後的預設,忽略了一種可能,就是把棲地維護好、讓食物可以在這裡產出,這是不是一種土地使用的方式?如果是的話,你看起來是一片自然地景的山林,對於在這邊長期活動的人來講,也是一個文化的遞延。

所以說,所謂的「荒野」或者「自然」,顯然是在某一些文化裡面被創造出來的。

▋荒野或自然,可能也只是人類想像的投射

地理學或者社會學中討論的一個觀念,就是人類社會有它的秩序。社會秩序會展現在空間之中,或者說空間也強化了那個社會秩序。舉例來說,今天演講的場地,各位的眼光都只能看著我,如果不轉頭的話,就看不到旁邊的人;但是我站在比較高的講台,麥克風在我手上,燈光投在我這邊,我可以看到每個人。整個空間的設計就是要讓各位聽我講話、各位不能講話。所以這個空間已經去塑造出一種權力關係,或者說,空間反映出一種權力關係。

可是也有一些空間是失序的、違反常軌的,或者是我們想像的投射,比如說中古世紀的世界地圖,世界的中心就是耶路撒冷,上方則是地獄。我們不知道地獄長什麼樣子,可是我們對於天堂跟地獄都有一定的描述,這些描述就是人類社會的投射。又例如西方世界對於東方的描述,可能充滿異文化、熱情的、神秘的、野蠻的東方,它未必是真實的東方,很多也是來自西方自己慾望或恐懼的一種投射。

所以,荒野呢?稻田其實根本就不自然,林中的小徑也不是完全的自然,自然保留區還是不自然……那我們對自然的想像到底從何而來?我們對於荒野,認為它應該是什麼樣子、秩序、規範、要求,又是從何而來?不就是我們對於人類社會應該要是什麼樣子的一種投射嗎?

▋文化的迷思、科學的迷思

在討論狩獵爭議的時候,有一種論述是關於動物權的。這種說法認為,人類不應該只想到自己,應該也要去意識、去理解動物的感受,進而去思考動物的權利。這在我看起來是一種高貴的情操,但是它也可能會有一種過度簡化的危險:當我們把人跟動物放在一個水平來看的時候,我們可能會忽略人類社會裡面的社會關係。比如說,當我們說要去達成「動物權保護」的理想,質疑原住民狩獵的過程中,會不會因為過度的媒體操作,產生了更多對於原住民的誤解?或者說,我們會不會站在自己的文化想像裡,而對原住民的文化有所誤解?我們理解原住民社會中過去的文化傳統,經歷了什麼樣的過程嗎?又怎麼變成今天我們覺得有問題的樣子?

然而,保育又很不一樣,談保育時強調的是:在各個物種之間,關係的網絡、生態,應該要維持一定的平衡。所以,保育不認為不能殺生,重點在於你要殺什麼?殺多少?殺了之後能不能達成一種有效的平衡,讓整個生態體系仍然維持有效的運作?但是生態保育的論述也可能陷入一種科學至上的迷思,因為要去去做物種的調查、計算,而忽略了把科學當作唯一權威的危險。

大家應該可以理解,對於狩獵行為來講,重點不是這次上山要打什麼?打幾隻?而是什麼地方可以去、什麼地方不能去。也就是說,透過一種對地的規範,去形成一種對於物種、對生活所需的平衡,這叫做「地景生態學」,也就是說,不一定要透過數量的計算跟統計,同樣可以去討論生態學。如果只是拘泥於數量,可能就會產生誤會或偏見。

▋離開偏見,才能做出有效的結合

在我看來,用所謂文化傳統的方式去解釋原住民狩獵知識時,確實能達到一定的效果,可是還可能陷入另一種誤解,以為文化就是一種固定不變的東西。我相信各位也多多少少會接受到當代對於狩獵的質疑,所謂的「原住民傳統文化」到底還剩下多少?或者是說,那個真的是傳統嗎?所以我認為真正的挑戰是:當我們談資源治理的時候,要如何結合原住民的生態知識?要怎樣看到原住民社會動態變遷的事實? 

這裡有一個例子,司馬庫斯2006年時,曾發生「櫸木事件」。當時曾有司馬庫斯的族人撿拾風倒的櫸木,被森林警察盤查並移送到法院,後被判決有罪,但族人拒絕認罪,繼續上訴。2010年,高等法案在更審之後的判決是:這些司馬庫斯的族人撿拾風倒的櫸木是無罪的,因為它符合原住民法裡面資源使用的行為。

我認為,首先在認識論上面,我們把荒野、自然當做一種外於社會的存在,會不會有問題?或者說,我們應該去想一想,荒野跟自然,其實是我們對社會的一種投射。那我們怎麼看荒野、怎麼看自然?又怎麼看動物?可能有哪些偏見?一個農業的文化對於一個狩獵的文化,會產生刻板印象,這是一種偏見;認為文化是不會動的、不變的、固定的,這也是一種偏見;或者說把動物生態置於人類社會文化之外,這會不會也是一種偏見?

其次在方法上,如果現有的制度失靈了,我們要跟誰合作?我們要支持哪一種?或是我們就不變,就繼續這樣子下去?如果我們是要找到一個common ground,跟部落裡面有合作的可能的話,我們不是要把文化當作一個不變的事情,而是說,透過一個好的制度的安排,讓部落跟環境之間的關係不斷地調整,然後去創造出一個符合當代的規範。

(主講人為國立政治大學民族學系副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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