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望著窗外晦暗的天空,不可描述的氣象,不可描述的事件,不可描述的⋯⋯。

在台灣這個「僑居地」求生存,我們家走過了戒嚴、解嚴與政黨輪替,和警總(警備總部)熟稔的上一代,將「不可描述」內化得十分徹底。生於70年代末的我,少年時總和威權體制下的種種歪理爭論不休,現在卻開始慢慢體悟什麼叫做「維穩」。儘管同儕們總會互相勉勵「下筆時只管真相,不要自我審查」,各種疑懼驚怖還是會在心中悄悄蔓生,輾轉難眠。

1989年的暑假,我隨母親返港探親,滿街塗鴉,群情激憤。一個月前,坦克車駛入天安門廣場,被輾壓、破碎的不只是北京青年的身體,也是我對未來的最後一片希望,最後一縷唯恐戳破的僥倖。

香港街頭,天橋上的每根柱子,一個個灰敗的、骯髒的、蒙塵的塑膠瓶,在風中搖晃,所謂「吊小瓶(諧音)」是也。在熾熱的艷陽下,像是未熄的煙蒂,在我的心裡烙下燙痕,一枚、一枚,又一枚。我曾經以為自己長大後可以像眼前那些時髦的都會女郎,步履輕盈地穿梭在香港的高樓廣廈間;然而那光燦燦的未來之夢,似乎也隨著血肉模糊的新聞照片,變得黯淡虛無。

我們是小老百姓,還能怎麼樣?

即使香港從來沒有真民主,最最起碼的,法治、自由,以及人身安全,似乎都在那驚心動魄的數個月中,失去了信眾。「馬照跑、舞照跳」的承諾,不過夢幻泡影。

當時很多人都在想辦法移民,美國、加拿大、澳洲,前仆後繼。「不走,等死嗎?」他們說。我問外婆,九七大限,有任何計畫嗎?外婆聳肩笑笑:「管他九七不九七,日子還不是照過?我們是小老百姓,還能怎麼樣?

移民潮前仆後繼,明清以降的轉徙流離,彷彿永無休止。我們這一代,從小到大聽的都是「移民監」的故事。我們在香港的家族倒是八方吹不動,勤勤懇懇,在自己的崗位上辛勤工作,默默度日。九七過去了很久之後,慢慢的,許多移民也回流,他們說,還是香港的日子熟悉、踏實。

當視線不得不轉回生活的粗礪

最難熬的並不是九七,而是衰敗。地狹人稠的香港被暴增的人口壓得透不過氣,百物騰貴,生活品質快速劣化。為小老百姓服務的小餐館、小店鋪,承受不起飛漲的租金,一一「執笠」(粵語,「店鋪歇業」的意思);缺乏休憩空間的生活,最大的娛樂就是購物與吃。

然而,購物的快樂轉瞬消失,囤積的物品卻塞爆了狹小的蝸居;吃進肚裡的熱量無力消耗,全都轉成脂肪與疾病。未來似乎不可期待,只能在僅有的方寸中盡力而為,比方續領BNO(英國國民海外護照),比方撐傘(支持雨傘運動),比方堅持說粵語。

即使這一切在未來都將不可描述,即使只是天真的傻堅持,起碼,曾經堅持過的那個當下,心裡還是會覺得舒服點兒。當視線不得不轉回生活的粗礪,那些繳不出的房租,供不起的樓,吃不起的飯,老來無著的恐慌,比起那些不可描述的不可描述,具體得太多,迫切得太多。

多得,連抱怨的力氣都沒有了。

延伸聆聽:《撐起雨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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