黃宗鼎:都是「國史」書寫,中國史要「幾分熟」?

2017/10/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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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久前,政大民族系舉辦了一場以「越南15世紀到19世紀國史編寫」為題的演講,講者是來自越南社會科學翰林院歷史學院的阮友心博士。越南翰林院是直屬於河內中央政府的一級研究單位,地位等同於台灣的中研院。翰林院這個詞對於看清宮戲的朋友並不陌生,越南文的信達與典雅,有一部分便反映在用字遣詞之上。

面對「西學東漸」之際,儘管越南知識分子會透過日本或中國的譯本來傳述「泰西」知識,但仍然會以越南本位角度加以詮釋 [1]並嘗試在古典中尋找對應詞彙,譯介外來用語。像doctor(博士)一詞,就被越人譯為富有古意的「進士」(tien si),既然舊日翰林院出入者多為進士出身,現代翰林院往來者皆稱tien si,也是毫無違和的。又如France(法國/法蘭西)一詞,20世紀中期以前書寫漢字的越南官方,乃是以「富浪沙」表示,法國人一詞則簡稱為「富人」。而「富帥」與「高富帥」無關,指的是法軍指揮官。至於「玻璃城」這個譯名,指的又是哪一個外國城市呢?沒錯,它指的是「富都」Paris(巴黎)。這些例子都能體現出越文用字的典雅。

▍越南的國史書寫與歷史觀 

越南的國史書寫,承襲自中國朝廷的治史傳統,在東南亞國家當中確實是異類 [2]。大抵來說,越南國史書寫包含了確認王朝正統性、輝映天道思想,政治史導向等特徵。儘管越共史家長期批判封建時期越南國史書寫當中的階級意識,但最終也必須肯定封建國史在建構與激揚越南國族意識上所發揮的作用。只不過,這個過程是漫長的,而目前還處在過渡階段。

早在越戰南北分立時期,北越共黨政府便透過批判階級史觀、重新詮釋越南歷史,作為與南越反共政權競逐正統性的方式。北越政府一方面藉由「鬥爭史觀」、「社會進化」等論述,來合理化共黨的掌權;另方面,也由於南越政府在某種程度上承繼了阮朝的封建史觀,使得北越的「反階級史觀」,更為理所當然。

基於「反階級史觀」,越南共產黨在批判越南末代王朝──阮朝封建性格的同時,卻是以正面態度看待被阮朝視作「偽朝」的「西山王朝」(18世紀末由阮惠滅黎朝後所建立,是為阮朝開國君阮福映統一越南前的主要敵人)。也就是說,被阮福氏宗室及南越政府視為「叛亂團體」的西山偽朝,在越南共黨史家筆下,恰恰是推動社會主義發展歷程的農民中堅,而西山叛亂史,由是被詮釋成「農民起義」。

值得注意的是,今天的越南史學界,已經開始修正以往對阮朝以負面解讀為主的歷史詮釋,引入法國勢力及封建本質雖然仍要批判,但阮朝在越南歷史發展過程當中在物質與精神文明方面的貢獻,仍然需要加以肯定。只不過,這份肯定何時能在歷史教科書中落實,似乎仍有一段長路要走。

▍中國史要「幾分熟」?

在「『去中國』中心史觀」成為台灣近年來歷史課綱主要爭端的同時,越南歷史學者也開始關注青年世代的歷史認識問題。受到中國電視、電影影響,越南年輕人對於中國歷史的認識,似乎多過越南史。進一步來說,歷史教科書的史觀定位儘管重要,但是在今日中國華流影音強勢輸出、青年世代接觸中國史觀機會遠多於本國歷史書籍的情況下,文化主體性的喪失並非是杞人之憂。

19世紀越南國主嗣德皇帝,即是在有感士人「惟知有北朝之史,本國之史鮮或過而問焉」[3] 之際,敕命編纂了《欽定越史通鑑綱目》(Khâm Định Việt Sử Thông Giám Cương Mục),雖然物換星移2世紀,但是類似的文化危機依然可見。

嗣德帝的一番警語,又何嘗只有當代越南社會需要省思的呢?

     

[1] 阮俊強、梁氏秋,〈西學東漸與書籍交流:近代越南《新訂國民讀本》的歐亞旅程〉,中央研究院2017年10月25日講座。

[2] 附屬於東南亞政體的歷史資料,大抵有三種「紀錄傳統」:1.印度-佛教編年史:多編於國王崩殂之後;2.中-越年代紀及歷史紀錄:由朝廷編纂;3.波斯-阿拉伯紀年與宗譜:常以口傳、詩作、圖像等形式為媒介,形塑了馬來亞-爪哇之編年史。

[3] 越南在明命帝19年(1838)定國號為大南,更視中國為北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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