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投書】黃嘉偉: 汪洋中的一條船:馬習會後的台灣,何去何從?

2015/11/12

天下資料,黃明堂攝影。

2015年11月7日,相隔66年的敵對與分治後,台海兩岸的最高政治領導人終於在新加坡見面了。馬英九總統與習近平主席的歷史一握登上了全世界各國所有主流媒體的重要版面。國外媒體報導論點相當分歧,有些認為這個會面的象徵意義大於實質意義、有些分析則認為這場會面將影響台灣明年的總統大選。總體而言,大家認為兩岸能夠坐下來談談總是一件好事。國內媒體則是詳細描述了雙邊見面的細節,從馬習兩人打什麼顏色的領帶、誰先伸手握手、座位如何安排、晚餐菜單為何、到晚宴雙方喝了什麼酒等,內容鉅細靡遺,好不精采,這些報導滿足了一部份國人看熱鬧的欲望。在另一方面,國內媒體也訪談了許多的政治人物、專家學者與市井小民的看法。沒有意外的,有人舉手支持、當然更有人大聲抗議。這就是台灣!民主與多元是我們當前最珍貴與最寶貝的資產。然而,這樣的資產在馬習會後是否會產生什麼樣的變化?

筆者期望能夠從未來台灣經濟發展的觀點來探討這一個議題。首先,讓我們一起先來回顧過去三四十年來台灣政經發展的軌跡。1970年代對台灣而言是個動盪不安的時期,1971年台灣退出了聯合國、1979年中美建交,台灣自此失去在國際社會發聲的管道,並且陸續失去了許多重要外交盟友。接下來,台灣消失在國際政治舞台上相當久的一段時間。雖然,我們在拳頭上比不過別人,但是我們並沒有就此失意喪志。所以我們在1980年代以經濟實力創造了世人皆知的「台灣奇蹟」,並且與新加坡、香港與韓國並稱「亞洲四小龍」。 緊接著經濟變革的成功後,我們又進行了政治制度的改革,我們在1996年成為全球華人第一個實施民選總統制度的社會,台灣也為此再度躍上了國際新聞的焦點。1990年代中期,台灣不但是世界第十四大貿易體、更是全球第三大資訊產品生產國與第四大半導體製造國。「經濟」與「民主」的成就幫助我們走回了世界的鎂光燈下。

曾幾何時,過去十多年來的政治動員活動切割了生活在這個美麗之島的你我。我們都為彼此貼上了顏色標籤,有藍的、綠的、黃的、橘的,還有紅的。我們質疑彼此對這片土地的愛,而且堅持自己的方法才是真正愛台灣的方法。一轉眼,外面的世界起了重大的變化。如同先前台灣併購與私募股權協會黃齊元理事長在週刊的專欄評論寫道:「全世界大國都在利益交換,沒有永遠的敵人,唯一確定出局的是台灣,非但沒有完成雙邊談判(如服貿、貨貿),也不在多邊協議(TPP)中,現在區域合作連邊都沾不上。」黃理事長以中國、日本和南韓這三個在歷史上有不共戴天之仇的國家都能攜手合作來看當前國內紛擾不斷的現象。

跨太平洋夥伴貿易協議(TPP)簽署後,許多國人都義憤填膺的說我們只要加入TPP就好,並不需要再與中國大陸簽署什麼服貿和貨貿協定。但是,若有這樣的想法是因為不了解當前台灣陷入的重重困難。首先,台灣加入TPP的前提是必須先與美國完成「台美貿易暨投資架構協定」(TIFA)之談判。目前美國強勢要求台灣必需開放含有瘦肉精的美國豬肉進口,雙方才有進一步談判TIFA的空間。然而,豬肉對於台灣人日常飲食的重要性就如同魚肉之於日本人一樣。開放美豬進口,對台灣民眾而言根本就是喪權辱國的退讓。但是,美豬只是當前的一個「小問題」,後頭還有包括稻米在內眾多農產品和傳統與高科技產業是否開放、如何開放、開放程度為何的問題。若台灣不願意開放,TIFA談不成,更別說TPP了。

此外,台灣若欲加入TPP還將面對另一個國際政治角力的問題。TPP在太平洋西邊的許多會員國都是東南亞國協(ASEAN)成員。中國對這些國家的影響力之大,可從印尼近期選擇中國高鐵而非日本新幹線窺看一二。中國若欲透過相關國家干涉台灣加入TPP簡直是易如反掌,更別說台灣也想加入由中國主導的「區域全面經濟夥伴關係協定」(RCEP)、亞洲基礎設施投資銀行(AIIB)等區域經濟組織。若我們與中國的服貿和貨貿都無法談定,台灣又如何能進入這個東亞自由貿易區。當前台灣或許仍可用世界貿易組織(WTO)規範限制中國茶葉、越南香菇、泰國稻米的進口與傾銷,但是若欲加入TPP或RCEP,這些都將是無法避免而且必需嚴肅正視的問題。日本為了加入TPP,便以開放日本稻米市場來交換美國開放汽車市場。日本農民也走上街頭抗議了無數次。日本政府現在做的就是積極輔導農民,讓日本米可以走向更高端、精緻的品質路線以對抗未來美國廉價稻米的競爭。然而,對日本而言好處是往後節能耐操的日本汽車可以零關稅大舉揮軍美國市場。類似的事情發生在所有TPP會員國家的各種產業中。台灣作為一個以貿易為主的海島型經濟體,加入這些區域經濟聯盟已經到了迫在眉梢的關鍵時刻。

回到台灣未來發展的問題上。在馬習會前,台灣若想要進入各種以國家為單位的國際組織總是受到中國百般的阻擾,其唯一的理由就是台灣不是一個國家。當中國政經實力與日俱增時,她對「一個中國」政策的堅持就越來越強硬,台灣的國際空間也會越來越小。馬習會中,兩岸最高領導人以「九二共識」定義未來兩岸往來與台灣參與國際社會的最高準則。許多國人都無法皆受這一個只剩「一中」,沒有「各表」的共識。馬習會後,台灣除了被迫接受國人沒有共識的「九二共識」之外,我們是否還有其他方法可以讓台灣在當前的國際競賽中不致於被邊緣化與孤立化。筆者認為,異中求同、團結國人以謀取最大的「台灣共識」是當前我們的政治領導人最大也是最重要的挑戰。十多年前,我們以經濟實力與民主成果傲視全球,那個時候的我們是集體團結對外的。時代與環境變化雖大,團結一致與加強實力卻是不變的硬道理,也唯有如此,台灣才有可能在這個打群架的年代中闖出一片生機。

(作者為台大工業工程碩士、倫敦大學與雪菲爾大學雙法學碩士,曾任職渣打銀行、財政部,現任職於外商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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