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沒有名字的人】潘軒豪:他們以為我們做文化工作是為了找回巫術

2016/07/08

photo credit: 賴貫一, CC BY-NC-ND 2.0

【編按:關於沒有名字的人系列】早在荷蘭、西班牙、清國、日本統治,及中國東南沿海移民來台之前,不同語言、文化的族群早已生活在這裡。平埔原住民曾是台灣平原的主人,北有凱達格蘭、噶瑪蘭;中部住著噶哈巫、拍瀑拉、巴布薩、洪雅、道卡斯、巴宰族;南有西拉雅、大武壟、馬卡道。

消失的歷史太多,留下的線索太少,一群來自不同族群、有著不同生命經驗的平埔原住民族青年,在追索認同的路上、探求族群命脈的過程中相遇。他們靠著書寫為自己發聲,撐開與社會大眾對話的空間,找回屬於自己的名字。

採訪這天,桌上攤開著兩面織工繁複的走鏢旗[1],是每年農曆11月15日巴宰族舉辦新年時,青年以腳程決一勝負所贏得的榮耀象徵,而這兩面旗幟的所有人,是潘軒豪,自南投山城的埔里愛蘭而來。

▋Ai­yen之聲

1999年,各聚居地的巴宰族人,因為傳統文化快速失落的危機感,而開始重新舉辦過年。在愛蘭國小的操場,潘金玉apu帶著族人敲著銅鑼進場,為停止許久的過年揭開序幕;另一個畫面,青年們屏氣凝神在起跑線後準備著,待銅鑼聲一下,各個拉開步伐盡力向前跑,為的是要在Mazazuah(走鏢)中奪得頭旗,替自己的生長地帶來榮耀;會場中央升起了火,在Ai­yen的吟唱聲中進行Parazam(牽田),族人牽起彼此的手,連起彼此的心,長者們希望透過這場過年,喚起族人保存屬於巴宰族的文化。

「大家是在那時開始會說我們是巴宰族,我也是從那時開始知道自己的身分。」

從小就在愛蘭這個巴宰族環境中長大的潘軒豪,在他生活的世界裡,人的分類大概就是三種:親戚朋友、漢人、山上的原住民,埔里的環境很容易接觸到許多不同類型的人,因此混居多元的狀態對他來說習以為常。但是認識自己的身分、意識到自己和其他人的差異,是從離開埔里到南投中興新村讀高中時開始的。

「出去之後發現我們跟大家不太一樣,例如我們說話的腔調,我一直覺得應該不會和外面的人差太多,但到了外面後才發現說話的方式不一樣,我開始反思過去的生活細節,發現我們確實會講不一樣的話,雖然我們家現在講台語比較多,但我小時候跟曾祖母住,長輩們打招呼都講巴宰語,他們是巴宰語跟台語混著講,會在字詞中穿插paray(錢)、mamaleng(男生)、mamais(女生)等等的字。」

脫離過去習以為常的生活和語言環境,讓他感受到很大的衝擊,但高中的校園生活,是一個發掘自我的契機,卻也讓他首次面對國家制定的原住民福利制度與身分選擇上的矛盾處境。

「高中時家人生病,家裡經濟狀況出現問題,為了繼續求學而選擇改姓,改跟外婆姓田,而取得了布農族的身份,在那之前我都姓潘。因為身分的改變,我第一次有機會參加原住民社團,那是一個起點,我開始能以原住民的的身分思考。對於其他人來說,我是突然出現的人,向其他人自我介紹時我會說我有布農族也有巴宰族的血統,但我跟巴宰族比較熟。」

談起這件事時,他面露難色,一方面擔心因為補助減免遭受他人的誤解與責備,一方面又需要幫助家裡減輕負擔來完成學業。這樣的困境,顯示出社會大眾因為不了解福利制度的緣由[2]而對原住民族產生負面的觀感,更讓巴宰與布農兩個同是台灣原住民族的一份子,卻因為國家認可與否的差別,在制度中產生的衝突顯露無遺,也因為經歷這樣的心理衝突,讓他充分體會身分所帶來的矛盾,為了走出自己的路,而發下了為巴宰族的未來努力的心願。


張家瑋攝。

▋回頭,還是前行

雖然1999年在愛蘭重新舉辦過年,但因為經費,人口外移到都市等的問題,十多年來常得面臨停辦,這個期間埔里的族人只能到同為巴宰族居住區域的苗栗鯉魚潭去參加過年。因為他的爸爸是教會長老,也是巴宰協會的總幹事,他看著爸爸面對重重困難,但是仍一直為巴宰族的文化工作奔走,因此在大二那年選擇走上一條不同的道路。

「2007年出版了巴宰族的民族誌,我的家族是調查中其中一個案例,當時政治大學的林修澈老師和他的團隊來埔里做民族誌調查和語言教材,因此認識了我的父親。我原本在新竹教育大學讀書,透過父親的建議,決定轉學去政大民族系,希望到台北學民族學相關的東西,期待未來可以幫得上忙。特別是這幾年,巴宰族的長者陸續離開人世,速度快到我們根本來不及學習,所以時常都會思考該怎麼辦,要做點什麼,因此上大學後每年過年時就會回去幫忙、或是協助教會做巴宰語教材、字典……等,族語部分由賴貫一牧師領頭,跟一群族語老師做族語教材的編排、修正,以中研院的李壬癸老師編的字典為基礎,去發展語言學習教材。」

但他發現,這些工作大多是中老年人在做,雖然教會裡一直會有一些十多歲的青年在學族語,或是協助教學工作,然而,這些青年大多在高中後就離開埔里去外地念書、工作,像他這樣二十多歲的年輕人幾乎都在外地生活,青年一但脫離那個環境學族語和巴宰族的歷史文化,對巴宰的認同也就越來越薄弱,而教會也失去青年的力量,這樣的狀況讓他感到憂心。

「因為我都一直跟著爸爸、教會在做族群的工作,我很擔心我們的人漸漸不熱衷這件事,從前都還有長輩在,會像粽子一樣一個拉一個,但長輩一走許多連結就斷了,現在也不像以前的傳統有部落領導人,真正有權的是地方的議員、鎮長、里長或民意代表,部落內的制度已經不見了。像以前跑走鏢第一名的就代表能力很好,會被推舉為頭人,但現在這種角色已經不重要了,做文化工作的不一定會有人理你。甚至教會中有一些人會覺得為什麼要走回頭路,因為以前我們有番婆鬼,有巫術,他們就覺得我們在做文化工作是要找回巫術,覺得我們是極端。而青年那輩,為了討生活,都選擇離開到大城市去工作。」

大多數他的同輩離家後就很少回來,或是很少關注教會跟文化的事情,雖然感到孤獨,但他用實際參與來實踐理想,並且堅持做下去,他回到埔里時都會回去看看教會中的年輕人,陪伴他們或是和他們聊聊自己的近況,透過這樣維持彼此的感情,希望未來這些即將離鄉的青年能持續跟故鄉有緊密的連結,而不會就此離開。

▋存亡之際

聯合國科教文組織曾公布世界瀕危的18種語言中,巴宰語就是其中之一,但無論是苗栗或埔里等地的巴宰族人,仍努力在保存、傳承這個語言,但是,他們孤軍奮鬥至今,卻還是無法獲得國家力量正式的支持。

「如果我們是由國家正式認定的族群,在心底會有比較踏實的感覺,因為我們的內在力量已經不夠強到可以說自己跟別人不一樣,而且對我們的下一輩來說,已經不是在以前巴宰族的環境裡長大,如果政府正視這些問題,那我們做很多事情都可以更名正言順,我們現在很像處在灰色地帶,像偷渡客或難民一樣。2003年為了跟上多元文化的風潮,埔里當時的鎮長想把這件事做大,於是把埔里的平埔各族群和原住民找來辦了一系列的大活動,但我們好像小丑,有需要的時候就叫我們出來唱歌跳舞,說這是專屬於我們的文化,但平常的時候根本不管。」

面對國家漠視以及部落文化、人口凋零的問題,巴宰族人處在一個存滅的邊緣戰戰兢兢地走著,除此之外,過去長輩受到歧視的經驗,仍深植在巴宰族上一輩人的心中。

「巴宰族人在日本時代因為受教育較早,在生活或是學識上現代化的程度較高,因此大家會希望變得進步一點,大概是我爺爺那輩的人。可是,即便外在改變了,這群既不是山上的原住民、也不是漢人的巴宰族人,大家只要知道你姓潘,是愛蘭來的,還是會清楚知道你是『番』,無論再怎麼想要改變,那種過去被社會歧視的無奈仍然存在,這也是讓上一輩的父母不願意多提自己的語言和文化的關鍵因素。」

▋書寫、重建、凝聚

作為一個巴宰族的青年,除了持續參與在部落的工作當中,他也不斷在思考究竟還有什麼方式,可以發揮族群的力量去做更多影響,目前就讀政治大學民族所的他,正忙於論文的寫作,而這些生命經驗,則成為了他書寫的養分,希望將巴宰族在尋求民族認定的整個過程給寫下來。

「會選擇寫這個題目(巴宰族的民族認定運動),就是想紀錄巴宰族在1999到2014這十多年來從事文化復振的過程,我們做了些什麼,對後續帶來什麼影響,我希望把這些歷史寫清楚,呈現我們這些年來的努力給外人或族人看,並期待這些內容能讓族人對文化復振的背景知識有所了解,也許在未來他們可以選擇自己想要參與及努力的方向。」

整理並紀錄歷史的進程固然是重要的工作,但他最希望的還是能藉著書寫歷史,去重建並找回巴宰族社會過去那種團結的氛圍。

「我希望未來能寫過去的在地生活或是家族的歷史,拉近大家對自己家族、族群的認識,進而拉起每個人的圈圈。以前那些關係和連結都斷了,我想試著去把這些連結重新找回,透過這樣讓每個族人知道自己從哪裡來。」

雖然這個過程當中,他承擔了很多心理壓力,正因為過去沒有人寫,所以希望自己能寫得好,去影響更多的人,讓更多的人能透過文字閱讀,了解巴宰族。他也期待,國家能更積極的正視巴宰族的身分問題,並在不久的將來能盡快成為國家認定的原住民族,對於文化復振工作,他與他的家人仍繼續不停努力中。

     

[1] 在巴宰族的祭典中所舉行的賽跑活動,勝者將獲得繡有巴宰圖文的旗幟。

[2]筆者認為,福利政策是原住民族過去受到殖民政權不當掠奪土地與經濟等因素,而採取的「賠償」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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