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財經書架】蕭富元:歷史學家的記憶宮殿

2015/06/21

photo credit: flickr@Juliana Coutinho,CC BY 2.0

20世紀出了兩個對後世影響深遠的左派歷史學家──霍布斯邦(Eric Hobsbawm)和東尼・賈德(Tony Judt)。霍布斯邦精研19世紀史,其史詩鉅作年代四部曲──《革命的年代》、《資本的年代》、《帝國的年代》、《極端的年代》──是解讀17世紀至今世界史最重要的歷史鉅著。賈德擅長歐洲思想史,他共四冊的《戰後歐洲六十年》,是了解現代歐洲必讀的經典作品。

兩人都是歐洲猶太人,先後在劍橋大學研究歷史,到紐約任教,也都被歸類為「鐵桿左派」。霍布斯邦加入共產黨超過60年,一輩子信仰共產主義;賈德20歲退出馬克思主義圈子,從此自詡為社會民主主義信徒。

賈德比霍布斯邦小30歲,卻比他早兩年辭世。2008年,賈德確診罹患肌肉萎縮性側索硬化症,成為漸凍人,病情惡化快速,2010年病逝紐約。

山屋憶往》是賈德病中完成的口述回憶錄,無數的夜晚,他孤獨囚禁在肉體的監獄,一動也不能動,腦中不斷翻閱過往生活,建造出這棟「記憶宮殿」。從戰後凋敝的英國、以色列集體農場、歐洲學運、東歐地下反抗運動,一直寫到紐約講學,賈德走過的人生歷程,無疑就是一部戰後大歷史。

賈德父母並非正統猶太教徒,但少年賈德狂熱相信猶太復國錫安主義,自願回以色列的奇布茲做集體勞動工作,還到戰事緊繃的戈蘭高地服役。他曾以為回歸以色列的猶太人都是農耕社會主義者,共同生活過後才驚訝發現,他們大多是充滿偏見的都會猶太人,對於佔領和宰制阿拉伯土地,態度傲慢自大。賈德親身體驗一種意識型態運動,深刻了解,什麼叫做「信徒」:必須為一種強烈的認同與毫無保留的忠誠付出極大代價。

不到20歲,他經歷了成為、作為、以及退出錫安主義者、馬克思主義者和社群主義者身份的三個過程。不過,他沒有因幻滅而「向右走」,還是站穩「左邊」,致力批判資本主義市場,宣揚社會民主主義。

這本歷史學家的回憶錄,有些地方頗能呼應現今台灣的處境,其中之一,是他對英國教育改革的反省。

賈德1960年代進入劍橋大學國王學院就讀(經濟學家凱因斯也曾在這裡求學),他和許多同學一樣,通過優異的考試成績,「向上流動」到這所菁英階級學校。國王學院的教導,讓賈德終身受益,他深刻感受到,那裡的老師淡泊名利,把指導者責任至於其他任何考量之上,願意跨越廣闊的政治光譜,真誠和學生對話,培養學生作為知識份子的自信。

之後英國進行一連串教育改革,目的很正確:抑制上層階級的世代繼承,在體制中實現平等。英國政府反對過去那種菁英升學制度,取消公立學校進行入學篩選,反而促成有入學篩選機制的昂貴私校大行其道,私校生成績表現大勝公校生,內閣閣員私校畢業生比例大幅增加。其結果,社會階級更僵固、更難流動。

賈德不諱言,機會均等和結果均等不同,他贊成大學應該採菁英主義。菁英主義的內涵是「給每一個人機會,但是給有才能的人特別待遇。」大學要挑出最有能力的年輕人,竭盡所能教育他們,這樣才能真正打破菁英階層,讓這個階層不斷更新。

「一個被財富與世襲分裂的社會,不能一方面在教育機構裡拒絕能力區分,以為這樣可以矯正社會不正義,另一方面又以自由市場之名,支持收入差距的持續擴大,」賈德批評。

紐約學術圈裡的東尼・賈德,是辯才無礙、鋒芒外顯的歷史學家;《山屋憶往》裡的東尼・賈德,卻像個感性溫情、善說故事的文人。在那棟夜晚才活躍的記憶宮殿裡,他總是回到兒時瑞士山區旅行住的小木屋,在那裡等待火車,凝視那間小咖啡店、單調乏味的商店、開滿鮮花的整潔山屋。那裡是世界上最快樂的地方。他知道,他將在那裡結束。

我們不能選擇從哪裡開始我們的人生,但是我們可以在希望的地方結束。


書名:山屋憶往(The Memory Chalet)
作者:東尼・賈德(Tony Judt)
譯者:區立遠
出版者:讀書共和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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