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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幾天是我的博士生提proposal的研討會,講的是我們合寫的一篇關於制度與市場規模的文章,提到市場規模(market size)與國際貿易會促進法治社會(rule of law)的形成,並佐以跨國的實證來檢驗理論。我也對他說了一些關於進一步修改的意見。

後來他去找另外一個老師問其看法,被批了一通,趕緊回來找我。結果為了跟他解釋我認為制度或者法治社會怎麼形成,整整講了2個小時。這裡記錄一些我講的重點:

在華人文化裡形成法治社會的困難

要在華人社會建立法治社會是非常困難的。通常必須有外來的強迫力量比較容易成功,例如香港跟新加坡。台灣跟大陸都不是成熟的法治社會。打個比方說,最近的一例一休爭議,很多人都說問題的本質不是一例一休,而是開始實行勞檢,於是陳年的勞基法終於「被執行」了。台灣普遍上雖有法律、但只有部分被「選擇性執行」,社會的治理,則自有一套鄉愿的規則。至於中國大陸,更是有各式各樣的「潛規則」。

為何華人社會難以建立法治?這有文化因素。自古以來,華人社會都是高度「地方」自治。這個地方,不是官方定義的地方,而是由氏族與結合地方民間信仰的某種自治。在中國的範疇內,只有少數時期內的一個區域內有單一國教,其他大部分時候都沒有單一宗教組織的力量能夠貫穿全中國。中國何其大,天朝的力量通常只是一種低度治理的存在。基本上收收稅,保護不(經常)受戰亂影響,其他多數事務都是地方的自治社會解決。清代的台灣史就是一個非常清晰的例子。又由於台灣是當時清朝的化外之地,像霧峰林家這類的自治組織基本上就是那個地方的實質統治者,只需要跟官方保持某種平衡即可。由於中國史通常太關注那些朝廷士大夫高層的風花雪月,反而是台灣史可以看到這些很可能在中國普遍存在的現象。

這跟某些西方社會有大一統天主教會的影響很不一樣。教會面對群眾互動的方式基本上是必須是一視同仁的,會有某種規則,而且這些規則是穿越地方氏族自治規模的。再來,教會抹去了祖先崇拜,氏族自治社會的運作也更沒有根基。所以,西方社會的「公共性」自始就比華人社會高。或者說,其公共性所涵蓋的地理範疇本來就比華人社會大。

▋從氏族社會到民族國家──市場的力量

法治社會有什麼了不起?我認為它首先特出的地方是:每個人在理論上是被一視同仁的,也就是法律之前人人平等。這裡面有基督教「博愛」的精神(這或許也可以解釋為何基督教會盛行,因為這是有「市場」的)。然而,中國氏族自治的傳統下,長幼男女尊卑都有別,並且靠近權力執行者都有好處。也就是說,氏族自治的問題是規模太小,這裡面很難執行權力制衡,行政立法司法全部是混在一起的。

其次,一個較大地理規模的法治社會,使得人們到不同地方必須遵守的規則是相同的,簽合同契約時能夠受到的保障也是相同的。但是在一個氏族社會底下,走到一個新的地方,常得適應新的規範(而且很可能不是明文的規定)。做生意簽契約更不可能,因為當兩地的規則不同的時候,弱官府又不理,契約根本沒保障。不過,舊的氏族社會的好處是大家可以保持自己文化的獨特與自主。

但是工業革命與交通技術的進步改變了這一切。因為工業革命之後,大規模生產有其高效率,交通進步也使得產品可以運達的地方變廣。整個來說,市場規模擴大更進一步促進大規模生產。這些規模經濟(economies of scale)使得「整合市場」的需求提高。如上所述,氏族社會的運作模式造成跨區域的交易成本,是市場整合的阻礙。

整合市場成為推進「民族國家」形成的一股力量。單一的民族本來就只是一種想像,但是這種想像隨著傳媒技術的進步,也好像能夠漸漸穩固。因為在這個「國家之內」的各地差異逐漸被抹去,國家的力量也遠大於「前民族國家」時代的王國、公國。原來文化差異比較小的各個地方,也漸漸被整合成越來越有一個「民族」的樣子。國家的力量擴大最主要就是要取代原本各地方自治的規則,而民族國家就是在界定這樣一個相同法律制度的執行疆界。但民族國家不一定必須是民主。

▋從日本的明治維新到中國的改革開放

日本看起來是一個跟漢文化類似的社會。但其實它有兩個關鍵的不同。第一,神道教把祖先崇拜跟天皇一系連結起來。而天皇一系上千年不斷。雖然地方差異有之,也有各藩割據一方的問題,但是文化的一致性跟公共性在那裡,隱藏著整合的契機。第二個不同是,日本沒有中國那麼大,基本上整合了關西與關東,就等於能夠掌握全日本的四大島。我覺得這是明治維新的迅速變革可以在日本發生,在中國卻無法發生的差別。

中國的漢唐天朝歷史看似輝煌,但這是祝福還是詛咒其實很難說。中國因為天朝的歷史,因為文字的一致性(雖然語言差異甚大),所以大家無法接受在這塊土地上建立許多民族國家的想法。假想廣東省要自建一個民族國家,其語言差異與其他地方是很夠的,文化差異也有些。可以說廣東與福建的差別,恐怕要大上德國與奧地利。然而,天朝的歷史,或者是直接繼承清朝的遺緒,在任何地方要建立一個獨立的民族國家都會被說成是大逆不道。因為中國之大,因為清朝根本就不是一個法治社會民族國家,再加上氏族力量的龐大與文化裡公共性的薄弱,要在中國實行像明治維新的改革本來就是不可能的。

最大的問題,除了列強的侵略,還是要歸諸於當舊的低強度統治秩序瓦解,在廣大中國強建一個高強度統治民族國家的困難。所以,這過程之漫長與血腥也就不令人意外。中華民國只有短暫勉強統一過中國。共產黨一亂、日本一打就沒有了,這緩慢了民族國家與法治社會建立的進程。

共產黨對中國最大的貢獻,就是在文革之後,終於找到一個黨組織穩固深入各地,而黨內各派不再互打的均衡。這樣的一統的中國與不再打來打去的均衡可以說是道光(鴉片戰爭)之後的首見。這花了大約140年的時間。或許也因為共產黨的土地改革與各種對資產階級的鬥爭與文革,瓦解了舊社會(氏族社會)的運作模式,一切的運作改以「黨」為核心。在文化與思想的深度上是個很大的倒退,黨的獨裁也造成異議者的痛苦。但是這樣一個整合不再有戰亂的中國,一個普通話已經推行多年,「想像的共同體」也某種程度上在黨媒與黨國教育的運作之下形成。這就是中國可以真正大規模工業化的溫床。唯一需要做的,就是放棄共產主義的意識型態,讓市場運作,「搞對誘因」。

於是在改革開放之後,中國真正的問題是怎麼跟在共產黨的體制下的既得利益者(例如國有企業)妥協出一套讓市場運作的方式。30多年下來,不可謂不成功。這是奇蹟嗎?我覺得一點也不。如果你說這是奇蹟,那明治維新之後的日本也是奇蹟。但是明治維新也不是奇蹟,因為它是一個條件上適合那種變革的時空。中國就是太大、太歧異以及一些歷史上不幸的偶然,一直要到文革結束,才終於有這樣的機會。但是一旦發生,由於這市場之龐大,其建立穩定國家與法治社會的好處是極其巨大的。

▋未來的可能

中國當然還沒有建立一個成熟的法治社會,這需要時間。就像台灣民主化多年,但其法治化的程度總是落後民主很多拍。往未來看,中國也不是沒有危險。主要是潛藏著許多不穩定的因素。一個真正成熟的法治社會,需要有權力的制衡,否則法律會被權力扭曲,受害者的不滿情緒會累積。也必須有「能量釋放」的機制,否則各地的歧異性可能醞釀成動盪的新禍端。

從這個觀點來看,民主還是最好的制度,因為帶有言論自由的民主,既有權力的制衡又有能量釋放的機制。雖然民主可以造出很愚蠢的政策,猶如過去30年的台灣歷史所實證的。但過去200年的中國史告訴我們的是,只要給中國一個安定的環境,其規模經濟必然會帶給這龐大土地上的人民許多福祉。我想這是民主長期的絕對優勢,但至少在經濟學的文獻裡還沒有被論證清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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