許暉林:讀中文系的人

2015/06/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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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久前的一次聚會中,一位老師聊起了多年前清大校長選舉座談會裡的對話。有位人社院的教授對出身理工科系的校長候選人提出這樣的問題:「你們一直說人文學科很重要,那麼對你而言,人文學科的重要性到底在哪裡?」這位候選人想了想,回答道:「人文學科當然很重要……它的重要性大概就像汽車音響一樣。」

這個比喻的意思大概是,人文學科就如同汽車音響一樣,可以在汽車引擎(理工科系)帶動產能與產值的同時,帶給人們精神上的享受與性情的陶冶。不過,這個比喻沒有說的是,當人們不想聽音樂,或者是嫌耗電時,大可把汽車音響關掉。這位校長候選人的回答凸顯了傳統理工科系對人文學科的刻板印象。然而在某種程度上,這也反映出當前臺灣社會對人文學科價值的普遍看法。

如果我們把這個問題改成了「對這個社會而言,人文學科的重要性到底在哪裡」,那麼人文學科的老師與學生會如何回答?最近兩位清大中文系的老師,同時也是著名詩人楊佳嫻與唐捐在聯合報以「中文系的人」為題開啟了一系列的對談。

楊佳嫻在對談一開始首先提到了臺大中文系退休教授林文月寫於1977年的〈讀中文系的人〉一文。在這篇文章裡面,林文月教授認為,讀中文系的人最重要的任務是「傳遞我們的傳統文化──從各個角度和立場,小心翼翼地承擔我們古典文學的保護者,甚至於發揚者」。不過,不論是從口吻還是論述方式來看,這篇文章都更接近一個抒情性的宣言,而不是為中文系的價值提出辯護。在1977年的臺灣,中文系的存在價值是無需辯護的。在1977年,保存與延續中國傳統文化本身就是政治正確的。

事實上,即便「傳統文化」與「古典文學」這兩個詞就已經自我宣告了它們值得保護,甚至是早就已經被保護的地位了。只是,這組詞彙到底指的是些什麼內容?範圍是哪些?為什麼是這些而不是其他?這些問題的答案並不是自然而然,不證自明的。畢竟,連道德都不可能是不證自明的,更何況是一門學科的價值?所以,楊佳嫻接著提問:中文系要維護的「傳統」是什麼樣的傳統?是誰的傳統?(或者說,所謂「我們的傳統文化」的「我們」究竟是誰?) 這樣的「傳統」鞏固了什麼,排除了什麼?除了維護、發揚,讀中文系的人可不可以成為改寫「傳統」與挑戰「傳統」的人?

老實說,這些提問與反思在中文系以外的學科不算新鮮,也不見得是特別辛辣。畢竟,對學科本質與預設保持不斷的自我反省與批判,是當代學術建制中基本的誠信和倫理。對學科的提問,就如同對於學術論題的提問。我們在開啟一個學術論題時,首先會對這個論題的預設與前提的有效度提出質問。如果前提錯誤了,那麼這個論題就是一個問錯了的問題。而一個問錯的問題也就沒有被繼續回答的必要了。

當然,在這裏我不是要暗示中文系是一個問錯了的問題,或對一個錯誤問題的錯誤回答。我想說的是,我們似乎鮮少從當代的視角去檢視中文系作為一個現代知識學科的預設與前提,遑論去提出質疑或回答相關的提問。它活在一個如唐捐所說的穩定而不受外部干擾的系統當中,就如同「傳統文化」與「古典文學」這組詞彙主張了本身的不可質疑性與價值的自我完足。

一個活在穩定內部系統當中的學科鮮少會自我反省,但是來自外面的質疑和挑戰卻從來不曾間斷。一位擔任律師的朋友曾經問我:「我當律師常常替弱勢者免費辯護,你在大學教四百年前的小說到底對社會有什麼貢獻?」這個問題其實並不苛薄或失禮。它只是反映了整個社會對於中文系的直接提問。過去中文系的教師們若非總是對這類關於中文系價值的提問視而不見,就是自言自語地把這個問題給打發掉:比較溫柔敦厚的會以悲傷的語調感嘆美好人文時代的逝去,而比較沒耐心的則是反過來譏嘲提問者缺乏人文素養,不足以言道也。可是,以優雅有教養的口吻批評這些問題的無知與粗魯,並不等於回答了問題。

從「外面」而來的提問不只是來自理工科系或社會大眾,也來自每年不斷從「外面」進入中文系的學生。在中文系任教的老師總是會不斷聽見學生提出了這樣的問題:「讀中文系除了幫助我們涵養個人的生命情懷與人文深度之外,在中文系裡所學的經學、文學、思想、文字、聲韻等知識,如果將來不從事學術研究是否還能學以致用?又或者將來朝學術研究發展,這些知識究竟對社會可以有什麼樣的貢獻?」比起已經取得教職、得以在學院體系中安身立命的中文系老師而言,這群必須面對社會現實的中文系學生們對於「中文系的價值是什麼」這個問題顯然更為關心。

中文系的學生代替他們的老師點出了屬於這個時代讀中文系的人的問題。他們在乎的不是如何傳承自中文學科形成以來就鮮少被反省過的傳統,也不只是「中文系畢業之後可以做什麼」之類的實際考量。他們更在乎的是,身為一名知識分子,他們所習得的知識如何不只是供生存所需或個人精神上的享用,而還能夠與當今社會的其他部分或其他人產生連結,進而產生對這個社會的影響。他們清楚地意識到,沒有人有義務每年繳稅支持讀中文系的人涵詠個人的生命情懷與人文深度、培養對古典文學的審美品味、或是單純地追求知識的美好。他們覺得需要去說服這個社會,他們讀中文系到底可以為這個社會做些什麼。或者,用作家顏訥在〈當中文系成為一句髒話:從國文課綱微調談起〉中的話來說,「究竟中文系應該如何用自己的專業介入社會?」

究竟中文系應該如何用自己的專業介入當今的臺灣社會?這其實牽涉到另外一些問題:中文系的專業到底是什麼?或者更精確地說,能夠讓中文系介入臺灣社會的專業應該是什麼?而現在中文系的課程設計、訓練方式甚至師資到底有沒有回應這樣的專業定位?如果沒有,又該如何改變與調整?

要回答這些問題,我們或許可以從一個關於中文系學科特性的共識開始:中文系的專業是語言,以及透過語言所表述的一切。而關於語言的一個基本事實是,人一生下來就被包圍在由語言構成的世界當中。我們透過語言思考,透過語言表達,透過語言說服,甚至透過語言行動。換句話說,語言是這個世界運作所依賴的主要媒介。因此,對語言效果的細膩分析與精準調動的能力,就是一種重塑與改變社會運作方式的能力。我認為這種能力的培養與鍛鍊,正是當前中文系的應該提供的。而臺灣社會中一切與語言本身相關以及透過語言論述所呈現的現象、問題與爭議,則都是讀中文系的人可以參與、提問與改變的地方。

閱讀文學的意義因此就不只是單純的涵養氣質、累積文化資本,不只是體察文字美感或洞悉人性,甚至也不只是讓我們得以消除三千年悠久的時間差距而與古人神交。文學展示給我們的是各種語言形式和技巧安排所能達到的極致效果。當我們學會了從文學裡面認識到象徵、修辭和敘事是怎樣運作的,那麼就可以更清楚地看透我們每天接觸的各種由文字所組成的陳述和說法裡面,概念究竟是以什麼樣的手法,帶著怎樣的立場,在什麼樣的語境或版面安排之下被暗示出來的。不管是政治外交辭令、電視購物廣告還是高中國文課綱,文學閱讀的訓練允許我們去揭露那些被語言包裹得讓人辨認不出的權力機制、利益取向以及各種偏見和謊言,讓我們不只能夠指出文字說了些什麼,也能夠弄清楚文字掩蓋了些什麼。理解語言效果的運作就是改變社會的起點。這樣的能力可能難以用經濟產值量化衡量,但卻是一種讓我們的集體生命產生質變的重要能力。

同樣地,讀中文系的人最被社會期待的寫作能力,也不應該只等同於創作的能力──雖然絕大部份的中文系,特別是以研究為導向的中文系,向來不將創作視為訓練的重點。只有少數具有天賦與特殊性情的中文系的人能夠成為文采斐然的作家。但是,每一位中文系的人卻都應該具備能藉以參與社會實踐的基礎寫作能力。基礎寫作能力指的是對於描寫,敘述,說明,議論四種基本文體的書寫能力。而在寫作標準上,特別是議論文的寫作標準上,句構簡潔、修辭精準、概念清晰、論述具連貫性是基本的要求。強調這樣的寫作能力訓練,目的是培養現代公民在一般意見表達與議題論辯當中,從描述現象、提出論點、找尋例證、分析例證,到最後形成完整論述的能力。

這樣的能力指標看似非常基本,甚至被期待是每一位高中生在大學以前就必須達成的,但是從大學的寫作教學現場來看,能夠達到這樣要求的學生其實是非常少數的。而令人意外地 (但或許也並沒有那樣意外),中文系的學生在這方面的能力似乎比其他科系的學生更為缺乏。一方面,這與中文系學生常有著更強的創作傾向,而對於清晰簡潔的寫作風格有著近乎天生的抗拒與排斥多少有關。另一方面,中文系的學生一入學就已經被假定為擅長寫作,所以中文系也就鮮少開設基礎寫作相關的訓練課程。而其結果就是,中文系的學生在大學四年當中花了許多時間接觸各種古代文獻、思想、文學、文字、聲韻方面的知識,但是在與他們的社會生活與實踐最密切相關的基礎寫作能力訓練這一塊卻是完全空白。

最後,讓我們回到先前的問題:能夠讓中文系介入臺灣社會的專業是什麼?現在中文系的課程設計、訓練方式甚至師資到底有沒有回應這樣的專業定位?從一名文學教學者的角度來看,我認為中文系的文學教育首先應當提供給學生的,是對於文學語言效果的細讀與分析的訓練。這一點中文系早已有充足的師資,但是在課程設計上或許能夠不只關注文學文本,而可以進一步朝近年逐漸被重視的媒體識讀能力培養的方向努力。至於納入基礎寫作能力的訓練課程,則是現今中文系刻不容緩的工作。我認為唯有對現有課程設計進行這樣的調整,我們才可能有辦法去談中文系對於當今社會的介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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