許暉林:再談「語言癌」──身為語文教師,我們該怎麼做?

2015/03/28

photo credit: flickr@Andrey, CC BY 2.0

2014年12月,《聯合報》做了一個〈「進行一個XX的動作」你得了語言癌嗎?〉的專題,試圖「剖析『語言癌』的生成原因及治療解方,還給語言乾淨、健康。」這個專題刊出後引起相當熱烈的回響,語文老師、學者與作家紛紛表示現代年輕人的語言真的病得很重,需要即刻治療,而教育部也很貼心地迅速回應了這個訴求。同時,各方人馬也不吝提供他們對於「語言癌」成因的診斷,將「進行一個XX的動作」這種拉長句型的出現歸因於餐飲企業 (特別是王品) 對於日文中表示尊敬客氣的拉長句的借用、記者現場連線時沒話只好找廢話講來拖時間,或者單純是手機滑太多了。

老實說,要論使用「進行一個XX的動作」句型的先驅,恐怕做「語言癌」專題的《聯合報》才配得上這個名號。王品是1993年創立的,1998年底台視才引進第一台SNG連線車,而最早的智慧型手機及平板,iPhone 和iPad,分別是2007年及2010年開始發售。但是,《聯合報》早在1991年的一篇報導當中就出現了「央行面對此一寬鬆局面,並未採取沖銷動作」的句子。這並不是特例,三年後記者在一篇關於股市掃黑的報導中寫道:「一家證券商高級主管表示,最近調查局確有對部分證券商展開查緝的動作。」1999年4月一篇關於技術創新的報導裡有這樣的句子:「這有如進行一個全國性盤存,找出有用的資源,砍掉不需要的單位。」2000年年底,我們在「從外在看起來同樣是進行一個解除股票質設的動作,意義卻大不相同」這個句子裡看到了標準的「進行一個XX的動作」的句型成形了。而諷刺的是,隔年7月《聯合報》刊登了一篇來自一位中正大學的副教授的讀者投書,標題是〈記者語無倫次,政客不知所云,顯示教育對語文訓練的匱乏〉,批評的就是「進行一個XX的動作」這樣的表達方式。所以,「進行一個XX的動作」最早並不見得是出現在口語,也有可能是從書面語而來。

不過,我並不打算加入診斷「語言癌」成因的行列。身為一位長期都在注意學生的口語和書面表達的語文教師,我比較關心的是,當我聽到學生講出「接下來,我們要來進行一個小組報告的動作」時,我是不是有責任告訴他們,「接下來,我們要進行小組報告」或許是一個更好的講法。

關於這個問題,我想就從反對將語言表達病理化的一方的觀點談起。在《聯合報》的專欄刊出後不久,雖然很多國文老師與學者們都對此大表贊同,但是也有不少人對於國文老師和學者們將冗言贅字當成一種必須被治療的病感到不可思議。這些人,特別是受過學院訓練的作家、研究生與部落格寫手,對於教育部出面診斷並試圖治療「語言癌」的作法極度反感。這其實是很可以理解的。「語言癌」這個詞所暗示的概念是,冗言贅字和癌症一樣,是正常細胞之外多出來的,會擴散並「污染」其他細胞而導致正常細胞的死亡。換句話說,每個個人是一個細胞,而講話帶有冗言贅語的人,就如同冗言贅語本身,就是癌細胞。這樣的想像所根據的預設其實是,國家就像一個人體,而每個個人都是其有機組成、為其存在而服務的一部分,這其實只是二十世紀初有機國家概念的翻版。

單單這樣的暗示就已經夠讓人渾身不自在了。更糟的是,教育部居然打算用國家的力量將這些冗言贅語明定為錯誤偏差的語法並予以矯正。這怎麼能不令人憤怒!畢竟,學院的訓練告訴我們,語言形式的選擇本身就很可能代表了某種階級意識形態和生存樣態。而當國家將某種語言形式視為「多餘」的東西—例如冗言贅語 (以及它背後所涉及的價值)—而加以刪減和排除,其實就是國家意識形態和語言霸權同謀,企圖壓迫邊緣主體與排除多元性。這簡直是政治不正確到讓人想朝教育部長臉上丟書。

那麼,回到實際的教學上,我們到底應不應該在語文教育現場告訴學生,「進行一個XX的動作」是一個不正確的句型?當然,談這個問題之前,有一個更基本的問題是:到底有沒有「正確」的語言?關於這一點,作家朱宥勳在〈國文老師,你們錯了:「正確的語言」並不存在〉一文當中很清楚地告訴我們,說話的方式要視脈絡而定:

你要考慮對方是否有足夠的背景資訊能理解你在說什麼,你要考慮話說出去的情感效果,考慮彼此的關係,考慮你的自我形象,考慮你是否有求於他或者他是否有什麼目的。……,這些因素都會影響我們說話的方式…文法是否正確…是非常低階的考慮,如果能夠達到溝通的基本需求,被犧牲掉也是無妨的。

我完全同意語言的使用要看脈絡,只有合適的語言,而沒有絕對正確的語言。很多公眾人物的公開演講之所以受歡迎,就是因為他們演講的用詞就像一般日常談話一樣,令人覺得很容易親近。例如,朱宥勳自己在公眾場合的演講就很生活化,而且也不避免頻繁地使用冗言贅語。雖然一場主題嚴肅的演講中,講者偶爾將冗言贅語當成一種具有調劑效果的表達風格的確有其必要,但是這不是說冗言贅語「本身」就很OK。

朱宥勳的說法是不是完全沒有問題呢?考慮到「效果」、「自我形象」以及「有求於他」的可能性,那麼我們是不是有可能在某些脈絡下也必須盡可能減少贅字?2008年,卡洛琳甘迺迪原本想要角逐希拉蕊留下的參議員席位,卻因為接受訪問時不斷地重複「你知道」(you know) 被民眾質疑她不具有最基本的表達的能力,而錯失了進軍政壇的機會。如果卡洛琳甘迺迪沒有打算角逐參議員,不用在攝影機前曝光,或許一輩子沒有人會責怪她說話時滿口的「你知道」。但是,如果在一段三十分鐘的訪談裡面就重複了不下百次的「你知道」,那麼選民怎麼能夠期待她在參議院有限的發言時間中能夠清楚有效地傳達選民的立場和意見?在這個「有求於他」而必須推銷「自我形象」,以製造宣傳「效果」的重要時刻,犧牲口語的簡潔和精煉顯然不是她負擔得起的選項。

語言的使用要看脈絡這個事實,並不能引導至「如果能夠達到溝通的基本需求,『文法』 被犧牲掉也是無妨的」的結論。事實上,正因為我們是看情況來使用合適的語言,我們才是更要擁有可以視脈絡決定要不要以及能不能犧牲掉文法的條件。所以,訓練學生使用簡練的口語是有其意義的 (至於訓練的方式是不是多讀文言文,那又是另外一個問題了)。一個學生可能是被王品牛排要求用拉長句講話的外場服務生,被現場連線壓力逼得用贅字填滿時間的記者,但是他也可能會是法庭上一句話定勝敗的律師、用詞精準度影響公司利益的企業談判代表,或一小時收費五千塊錢的即席口譯。

「進行一個XX的動作」是不是一個偏離文法的冗句?當然是。那可不可以使用呢?當然可以。例如,當我要刻意降低動詞的力道的時候,這可以是一個好的選擇。但是,我們不可能刻意頻繁地想要削弱動詞的力道,就如同我們不可能刻意頻繁地使用無意義的「你知道」來截斷語意的完整性,除非那已經被迫成為一種語言習慣。即便一個餐廳服務生或電視臺記者只在工作場合以那樣的方式講話,那他至少一天醒著二分之一的時間是處於語言貧乏的狀態。這時,我們該做的是寫顧客意見或聽眾投書,請他們的上司不要再逼迫這些員工用如此無聊與貧弱的方式說話。而不是說「他們是工作上需要才會那樣講話,不應該批評」,然後讓他們繼續一天至少八小時,不斷地重複著將所有動詞都名詞化的句子。

一位語文教師的責任,就是幫助學生獲取精確地調度語言的能力。當一個學生沒有能力說好一個句子的時候,他就只是語文能力不夠好。這時候,挹注教育資源到學生身上,讓學生具備好的語言能力,因此可以有更多的人生選擇權,那才是語文教師真正該做的事。

一個語文教師必須去面對這樣的問題:一個學生使用「進行一個XX的動作」的語法,是因為他刻意運用這樣的語法表達某種戲謔性或語言效果,還是因為他不具備運用更為精簡有效的表達方式的能力?假使是前者,那麼恭喜你,你的學生可能是未來文壇的潛力股。但是,如果把欠缺精簡口語表達能力的學生視為一種「多元的存在」而對他的學習問題「加以尊重」,那麼我們只是在容許自身的教學怠惰以及強化了既有的社會階級不平等的結構,而不是尊重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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