圖片來源:Shutterstock

台灣的少子女化趨勢愈趨嚴重,各種催生政策最近被熱烈討論,也出現批判「托育公共化」的聲音,如林建成研究員日前在獨立評論@天下的投書。對此,我想從瑞典提供一些觀察與分析。

我在瑞典的一所大學任教。有天我因為學生註冊的問題,寫信詢問學務處職員。回信裡是個我沒見過的名字,她說,「不好意思回信遲了,我生了3個小孩,請了4年的育兒假,最近才回來上班,學校有好多制度都不同了哦!」 

前陣子看了一個關於瑞典70年代的紀錄片,一個家庭主婦對孩子們說,「樓下卡爾森家的小孩粗魯沒有禮貌,是因為他們的媽媽是職業婦女,沒辦法好好教他們。」

究竟50年前這麼歧視職業婦女的瑞典社會,是如何走到今天,讓一位職業婦女可以請4年育嬰假生3個孩子,還能回到原職場,並且毫不掩飾地說出自己是剛結束4年育嬰假的媽媽? 

年輕媽媽就業與否,重不重要?

前陣子,台灣托育政策催生聯盟看到台灣年輕女性的勞動參與率,在生育年齡後大幅下滑,因此開記者會提出政府需要加強公共化托育政策,以維持女性勞參率,尤其是「育齡女性」。

我們都知道,提高女性勞參率的目標能增加女性經濟自主,減少女性在社會、家庭中處於弱勢的地位,同時也解放傳統男性「一人養家」的壓力。因此「女性勞參率」被視為一國性別平權的重要指標。 

針對提高公共化托育政策能改善台灣生育率這一點,林研究員在天下獨評回應。他提出數據,比較各國女性整體勞參率與女性各年齡層的勞參率,點出台灣生育年齡女性的勞參率下滑幅度,和中高齡急劇下滑的幅度比起來,要好多了。因此他認為,如果想提升台灣整體女性的勞參率,應該是要提高中高齡女性的勞參率,讓大嬸與阿嬤們去工作,就整體女性勞參率提升較有幫助,而不是靠「育齡女性」。因此他論證「女性勞參率與托育政策沒有關係」。

真的如此嗎?年輕媽媽就業與否,真的對我國「女性勞參率」影響不大嗎?統計上看來的確如此。但是和世界主要國家的女性勞參率趨勢比起來,台灣女性25歲到44歲之間,從90%降到76%,降幅是最大的。 

從林研究員所提供的下表可知,25至44歲女性勞參率,台灣下滑13.9%,韓國下滑10.3%,新加坡下滑10.4%,香港下滑12.6%。這四國剛好包辦全世界生育率最低的國家。

而25至44歲女性勞參率「不降反升」的國家,包括法國上升6%,德國上升5.5%,義大利上升9.4%,挪威上升4.1%,丹麥上升8.4%,瑞典上升8.6%。以上國家之總生率皆高於1.4,北歐國家則都在1.7以上。

這都說明了,一國之「育齡女性勞參率」與「總生育率」確實呈正相關的關係。也就是說,兩者若不是雙贏,就會是雙輸。

「公共化托育」與「公托」的不同

其實,每個世代的人口結構和就業市場都不同,單看女性勞參率固然有意義,但更應該要同時檢驗男女勞參率,並且做跨國比較,比較有時代意義。就林研究員提出的數據來看,中高齡女性的勞參率在東亞國家普遍都越來越低,這其實和時代脈絡有一定的關係。東亞社會現代化、女性就業意願開始提升的腳步比歐美晚。試想兩個分別來自台灣和法國的50歲女性,她們30年前在受教育、求職、生育的時候,環境是多麼不同?

另外關於台灣特別低的中高齡勞參率,林研究員忘了提到,這不是只有女性,而是男女共有的問題。國際比較顯示,台灣的中高齡男女勞參率都偏低。另外,台灣這些大半輩子都在當全職主婦的阿姨們,往往是照顧完自己的小孩,接著照顧婆家娘家長輩,然後幫自己的子女照顧孫子女。重點是,今天就算請這些阿姨們都去工作,讓女性勞參率數字變漂亮了,但是對目前育齡女性所面臨的育兒問題,還是八竿子打不著關係,於事無補。

然後林研究員話鋒一轉,談到生育率,指出公托不但跟女性勞參率沒關係,對提高生育率也沒有效用。我想,就目前像樂透開獎般稀少的公托名額,是否足以構成改變選擇模式的變因,也許還言之過早。

接下來林研究員指出,台灣政府並沒有足以覆蓋全民公托的稅收,要求公托、要政府「取代市場」,是過於理想的。而我注意到,其實這一點托育政策催生聯盟也很清楚,因此聯盟的提議是加速與加大「公共化托育」的供給量,而不是「公托」。兩者差別在於,前者是以「非營利」方式辦理,並不增聘公務員,因此不會因為人事成本過大而造成國家財稅失衡。也因為以「非營利」方式辦理,以「成本價」向家長收費,因此不會昂貴也不會虧本,更不會讓政府破產倒店,甚至不需要增稅。對於這一點,林研究員似乎有意無意的遺漏了。

要求公托,不見得就是合理化低薪

點評各方對策後,林研究員提出的可行解方為何?從行文脈絡當中,大概可以看出兩種, 一是「促進友善勞工環境」,二是「提高薪資」。 

他指出:「與其花大錢發展公托,促進友善勞工環境,讓更多女性能回到職場更加重要。」沒錯,「促進友善職場」重要至極。然而要讓爸媽安心請假,請假完回職場不會被炒魷魚,或讓企業用人時不歧視中高齡應徵者,這需要浩大的勞工法立法執法工程,其中涉及的公共成本和政治意願(political will),絕對不會比發展托育政策來的容易。

再者,這也預設了二分法的解題邏輯,要麼改善托育政策,要麼改善勞權,好像我們只能擇其一。此邏輯也漠視社會科學研究長年以來證實的「缺乏托育政策」造成「女性在職場受歧視」的因果關係。 

至於「提高薪資」的邏輯,透露著兩種解讀,第一,「低薪現象是整個經濟和社會結構的問題,發展托育也於事無補,要求公托,是『合理化』低薪現象」。這一點,我認為邏輯謬誤,不會有人因為托育政策改善了,就覺得領低薪是合理的。

第二種解讀是把親職等同於母職,我相信作者也許沒有這個意思,但在台灣確實是普遍的思維:現在台灣家庭「陷入」雙薪模式,是因為(老公)薪水過低的原因,如果薪水提高,就可以讓女性回家相夫教子,不需要就業,皆大歡喜。林研究員在文中甚至提到,「在我們提高女性勞參率的時候,是否犧牲了幼童的需求?」這曾經是許多歐美國家在女性就業意願提升時有過的疑慮,這個疑慮的骨子裡,就是把育兒的職責歸給了女性。而若從當代平權觀念來檢視,這種思維是直接否定了現代女性有經濟自主的能力和需求,也忽視女性經濟自主對促進兩性平權的必要性,更小看了如果一國有大量「貧窮又長壽」的人口,會是社會與家庭多麼不可承受之重。 

其實女性勞參率的挑戰又何嘗只是孩子小的時候那幾年的托育問題而已?在台灣教育孩子,是長期抗戰。即便小孩上了中小學,家長責任(尤其是媽媽)並未變輕,因為孩子學習越來越緊張,全家每天都像在作戰動員。多少媽媽,尤其是單親、或沒有財產的女性,是用犧牲自己的經濟自主和老年經濟安全換來栽培孩子的時間資源(做飯、接送、看功課、打掃)?好不容易把孩子拉拔大了,婆家娘家的長輩長照問題又接踵而至。女性勞參率下滑的每一個百分點背後,都是一張張心力交瘁的臉。

躲開煙霧彈與滑坡的謬誤

我不是在針對林研究員,他的行文邏輯,其實是出自很典型的保守偏右意識,也就是目前台灣的政治基調。今天換一個名字,換一張臉,說的話都會是一樣的。這也不是台灣獨有的現象,我和日本、土耳其、墨西哥朋友交流時,發現在許多年輕保守的民主國家,都有類似的問題。

當一位日本媽媽因為沒有排到保育園,在網上留下:「日本,去死吧!!」這句深沉的怒吼,我相信,女性勞動參與率提高、和生育率下降這個交融了性別與勞權的切身問題,會在這些國家釀成一股改革的聲音。

我把林研究員對拖育政策催生聯盟的回應,看作台灣目前政治基調(偏右),和另一種需求(偏左)之間的辯證,這樣的對話未來只會越來越多。如果我們能深入掌握各自的立場,直指核心,一定會更具成效。以下是我注意到的幾點:

1.煙霧彈

放煙霧彈是最好的掩護,可以爭取時間,讓好不容易匯聚起來的民意能量消散。比方說,當民眾對托育政策眼花撩亂,或對政策落實速度太慢感到不耐時,論者提出許多數據來證明,「比起托育,勞權更重要」。這樣的論述,往往只會導致托育、勞權兩政策都停滯不前,最後落得兩頭空。

如林研究員所說,客觀數據非常容易被用來服務主觀意識,但這不代表我們不能相信數據,而是要搞清楚解讀的人是出於什麼樣的立場。

最近看當局回應關於一例一休、兩稅合一的質疑時,也常常看到當局用拗口的詞彙和複雜的數據表格當作煙霧彈。但是如果看到核心,就可以在煙霧中繼續追擊,比方說,為什麼台灣向一般受薪階層收稅收得紮紮實實,卻對富豪的主要收入來源──股利所得異常慷慨?還有為什麼資本利得不用繳稅呢?台灣的總稅收已經低的離譜,政府也一直喊台灣稅收太低無法做事,那為什麼還要不斷減稅優待富人呢?

2.恐共的滑坡

極左共產主義的失敗可以說是給現代右派最大的禮物,因為只要稍稍質疑偏右做法,他們就表現得好像大家要走向共產毀滅之路。

幼托服務究竟應該像郵局一樣被視為公共非營利機構,或是像家樂福一樣視為私人營利機構,這中間有非常大的討論空間,每個國家的做法都不一樣。但是大家有沒有想過,為什麼台灣有普及優質平價的公立小學、中學和醫院,但同樣重要的托育服務,公共化比率卻低很多?很大一個原因,是台灣從前由媽媽或親族在家帶小孩是常態,市場需求可以用私營業者滿足,而現在雙薪成為常態,托育服務也成為像義務教育和醫療一般,是民眾不可或缺的「人生基本需求」。隨著社會現代化,也會面臨新的公共開銷,我們需要一個能應變的政府。歐盟早在10多年前就呼籲會員國,0到2歲公共托育普及度(包含托嬰中心、保母)應達33%;而台灣目前則僅有10%。

當民眾因為出於切身痛苦,希望政府涉入提供公共化社會服務時,政府如果做不到,也不需要把這些訴求滑坡解釋成不切實際的烏托邦理想,而是應該提出在有限資源內,可以有哪些改善措施。比方說,目前台灣0-2歲托育的公私比是1:9,這個比值可不可以提高?可以提高到多少?怎麼做?多快可以做到?

在左右之間平衡

每次書寫瑞典,總會有讀者表示:「盲目學習國外是不能解決問題的。」這一點,我舉雙手贊成。台灣沒有本錢學北歐為了提高男女勞參平等,又維持高生育率的完整政策,只好學芬蘭發送育兒箱,望梅止渴,就是一個活生生的例子。

北歐的政策我們也許學不來,但是北歐走到今天的途徑,是值得借鏡的。瑞典小黨林立,左右聯盟總是勢均力敵,執政黨卻幾乎從未在國會裡成為絕對多數。瑞典選民自己支持某一政黨的同時,也高度肯定其他政黨存在的必要性。

從前在我住的城市,生第二個孩子的父母,可以一邊放育兒假在家照顧二寶,一邊送大寶上全天幼稚園。後來偏右政黨指出,父母已經使用社會資源(給薪育兒假)在家帶小孩,沒有理由同時讓大寶使用免費的幼稚園,難道身為父母,沒能力帶自己的兩個孩子嗎?針對這點,偏左政黨說,這能讓父母有鬆口氣的時間,也就會更願意生第二胎、第三胎。在左右雙方辯論之後,現在放育兒假照顧二寶的爸媽,只可以送大寶上半天的幼稚園。我自己雖然支持社民黨,但也不得不承認這項改動十分合理。瑞典就是在這樣的互相牽制下,走穩左右的動態平衡。

台灣民眾期待一個能調節貧富不均的稅制,增加現在少得離譜的稅收,運用稅收實現永續親民的公共服務、以及嚴格落實勞檢和違規稽查。4年又4年,這些期待卻總是一再落空。然而我相信,台灣社會正在持續累積改革、牽制的力量,這個包含你我的力量,將一點一點導正這一路的歪斜。

瀏覽次數:123

延伸閱讀

「獨立評論@天下」提醒您:
1.本欄位提供網路意見交流平台,專欄反映作者意見,不代表本社立場
2.發言時彼此尊重,若涉及個人隱私、人身攻擊、族群歧視等狀況,本站將移除留言。
3.轉載文圖請註明出處;一文多貼將隱藏資訊;廣告垃圾留言一律移除。
4.本留言板所有言論不代表天下雜誌立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