援外現場的田野筆記(三):別再只是把海星丟回海裡

2017/04/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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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按]獨立評論@天下專欄作者劉紹華在2016年聖多美普林西比與中華民國斷交時,寫了一篇文章評論台灣的援助外交,引起很大的迴響。來自各方的意見認為,官方組織的類似活動難以清楚說明第一線的具體狀況,所以決定從民間角色出發,匯集援外經驗與反省,由中研院民族所醫療人類學研究群、獨立評論@天下、國防醫學院國際事務暨服務學習辦公室合作,在中研院民族所舉辦「援外現場面面觀」座談會,收集更多一手經驗,讓基層有發聲的機會。

因為會議時間長、發言踴躍,本次整理以主題方式,區分成「醫療援助」、「文化交流」、「制度反思」幾個面向,分別成篇,將與談人與與會者的相關對話一併呈現,不全為現場發言順序。

▋能不能從更「上游」做起?

簡瑋廷(台北醫學大學史瓦濟蘭及柬埔寨國際服務志工團長):我做過偏鄉醫療,也曾經去過馬拉威、史瓦濟蘭、柬埔寨進行醫療服務。我看見的醫療團隊往往有點像那個「沙灘上的海星」的故事──一個小女孩一直把沙灘上被曬乾的海星丟回海裡,當別人嘲笑她的時候,她回答:「我也許沒辦法拯救所有的海星,但對那隻被丟回去的海星來說,我就改變了牠的一生。」

這樣說當然也沒有錯。但援外工作或許也可以用更「上游」的角度進行:是要一直拯救面前溺水的人,還是要跑到上游去看看到底發生什麼事?這可能是公共衛生、可能是援助發展計畫,或是其他基礎工作。畢竟,我們花了那麼高的成本去到國外,能不能不要只是一直把海星丟回海裡?能不能在計畫甚至援助關係結束後,仍然可以讓我們建立的系統留在當地?

如果要總結我自己這幾年的想法,我認為有三點:第一個是我們能不能與其他的國家合作?第二個是能不能培養當地的力量,讓他們有能力做更多的事?第三個則是思考投資報酬率,我們的選擇,能讓這個國家的這部分永續發展嗎?

▋人道精神與政治利益的兩難

王筱芳(志工盟協會工作人員,負責尼泊爾重建與教育項目,由劉紹華代讀發言稿):去年外交部發函給54個NGO,想談談外交部與民間團體可以如何合作參與國際援外。大家被找去之後,在會議現場多數著墨在如何核銷等枝微末節或流於政令宣導,而非試圖達成政策方向的共識討論,更甚者現場有重量級長官要求在場組織,在進行海外服務時要以邦交國為優先、排除對台灣政治不友好的國家,甚至像在拉業績一樣,表示如果要去他負責的國家,可以幫忙打通關節。一個多月後收到的會議紀錄,卻出現了一些像是共識的決定,要求各單位在幾天內回覆意見,諸如此類不對等的溝通,讓人覺得和官方打交道的經驗實在不是很愉快。

筱芳覺得很掙扎,她當然也希望自己做的事情能夠為台灣帶來一些整體的成效,但要如何既維持NGO獨立的人道精神、又符合台灣政治上的利益?似乎還是很難做到。

楊琇雯(國防醫學院服務學習推動委員會幹事):我當年在柬埔寨進行醫療服務,卻因為中國勢力的介入而不得不中斷,因為柬埔寨親中,他們對於台灣的掛名很介意。所以我覺得台灣在國際上的援助角色,這幾年也可能會遇到比較大的阻礙。

▋可以有更多國際合作嗎?

劉紹華(中研院民族所副研究員、TOPS駐柬埔寨工作站、國合會非洲醫療援助評估):剛剛幾位講者其實都有提到我們跟國際組織之間的關係,還有對國際趨勢的掌握。因為台灣長期被排除在聯合國的國際社群之外,所以對訊息的掌握的確比較不夠即時,再加上寧為雞首不為牛後的心態,所以可能會有些小型團體願意做短期的工作,卻不願意有更大的組織來共享成果。

王開弘(疾病管制局科長退休,曾與連日清教授共同參與國合會聖多美普林西比瘧疾防治計畫):我在聖多美的經驗是,一下飛機就被大使館提醒:言行要小心,看到當地的中國人要保持距離。我們的成員可能也相對保守,大家都不太去融入對方的社會。至於沒有和國際組織結合,我覺得是比較個人的因素。比如說連教授過去有防瘧成功的經驗,對做法比較堅持,而世界衛生組織雖然對我們有關切,但台灣這邊的主事者不願意接受對方的方式,因此也沒有很成功的合作。不過,我覺得合作的觀念是有的。

簡瑋廷:我覺得義診這件事情是容易自己做到的,但更大規模的公共衛生等等就不行。這跟為什麼我們不太去跟別人合作是互為因果的。當台灣的團隊嘗試開始去做比較上游的工作時,其實也就會被逼著去跟其他團體溝通、甚至關注國家政策和世界潮流。另一個因素就是台灣的插旗文化,台灣人很容易覺得這件事既然已經有人、有資源投入,那自己就不需要加入,卻沒有想過其實彼此結合的話或許可以做更多。拿醫療來講,如果幾個團隊的力量合在一起,或許就可以做更長期的衛教與追蹤。

王開弘:其實台灣人這種想要成績的心態,可能也與能否在當地進行培力有關。如果你自己做到,是否就不是我的成就了?

劉紹華:其實國際援助的基本原則應該是能力建構──當地人的能力是否有因你而提升?只是台灣現在其實仍有很多不專業的慈善援助。我自己經歷過一件事,當年蒙藏委員會與一些醫生要到尼泊爾藏區去提供醫療服務,我以記者身分隨行,發現當地流亡政府根本覺得這群人是來統戰的,所以非常抗拒,更不願意提供援助。台灣也沒跟當地政府聯繫,不知當地狀況,導致我們在宵禁時被毛派份子的戰火動亂困在路上,流亡政府也不願意提供庇護,後來動用了非常多的關係才讓大家脫險。我相信醫生們根本沒想到會有這種事情,但這種沒思考政治、沒聯繫當地關係的舉動,其實是非常不專業的。

其實台灣去的很多發展中國家,都已經有多的組織駐守,當地也會有國際援助的聯盟。但台灣卻很少去跟對方打交道。再加上台灣人很愛找處女地,想要沒人去過的地方,卻沒想到有人已經在的地方會有更多背景訊息、更多資源和協助。如果去跟友好的組織合作、但進行不同面向,那其實會更容易有好的發展。

▋透過教育,培養下一代更寬廣的國際視野

李尚林(羅慧夫顱顏基金會國際合作組):台灣近年來有招募海外志工的NGO增加很多,所以可能年輕人興趣與選擇變多了,國合會的海外志工就不容易招募到人。

劉政暉(台東縣私立均一高中社會科老師,前國合會員工):現在由於「志工」已經納入國中、高中與大學的「服務學習」分數,造成「做兩年志工」與「做兩天志工」得到的學分一樣,很多年輕人做志工的心態變得很糟糕。曾經有一大批台大的志工學生,坐了一天車抵達台東我們學校,結果一聽到氣象播報颱風來,當天馬上又全部坐車離開。

劉紹華:關於開發海外志工,如果台灣的國小可以有「認識世界」教材,而不是只是認識英美等國,可能會更好,像韓國用一部漫畫來讓小朋友認識世界就很有效。

劉政暉:我之前離開國合會,就是因為想做更上游的工作。現在的教育現場,我發現歷史地理課本幾乎都是英美的國際觀,也找不到適當的教材來開啟學生對世界不同的認識,所以我就在課堂上帶入我的援外經驗,效果非常好。有學生聽完後主動說:老師你去的那個國家是島國,生物課說海島國家常有特有種,所以你們去那個國家的時候可以幫他們做「特有種植物調查」啊。這是國中生說的喔!他們認識到世界上有這樣一個國家後,就會自動把他們在其他科目所學的東西融會貫通起來。這表示如果我們能夠早一點給台灣的孩子開一扇窗認識更廣的世界,他們會早一點有很多創意產生。

劉紹華:我有一位朋友在大學教國際政治,他要求學生必須針對一個「非OECD國家」做報告,結果發現台灣學生對OECD以外國家認識非常有限,學生寫得很痛苦。但是做完報告全班都覺得收穫很大。

劉政暉:我建議我們可以把台灣的援外經驗比照「國際特赦組織」的做法,例如「寫信馬拉松」活動,2016年全台灣已有10,000個學生加入寫信馬拉松。援外經驗也可以如此,我們一起來寫教案,把台灣參與世界的經驗整理為材料。

▋建立交流平台,讓台灣的援外經驗傳承下去

曾柏彰(曾任國合會布吉納法索外交替代役,也曾在泰緬邊境梅道診所醫學生志工):我建議可以建立一個「資料庫」,否則目前海外志工與曾經服海外替代役的役男之間並無交流,而且現在服役期更短,人事更不穩定,要傳承海外經驗更困難。

劉紹華:強制性建立連絡資料庫可能與倫理不合,但可以用「簽署知情同意書」的方式,讓願意留下聯絡資料的役男有傳承的機會。國合會其實是很有貢獻的政府單位,但卡在外交與專業援助兩種角色下,常難以兼顧兩者。

我們這裡可以作為一個平台提供者,但是沒有使用者也是沒有意義的。且如果有使用者,使用者是否有共同的目的呢?我辦這個論壇的目的就是希望能有「立即可參考的東西」生產出來,達到拋磚引玉的效果。進一步,我們再把不同人的經驗彙整出來。像我今天聽到各位的經驗,與我20年前做海外志工的經驗相去不遠,可見這中間根本沒有累積與傳承,所以「經驗傳承」很關鍵。我希望第一步先讓台灣在經驗傳承這方面做好,未來第二步還可以辦「實際做事情」的工作坊。

1998年我在台灣援外的NGO工作,那時候台灣沒有人知道NGO三個字,但是現在台灣人都是直接說「NGO」,這表示台灣在進步。我們的確想做一個「手冊」,把援外的第一線實務經驗整理出來。因為目前每個人多不超過他自己組織的經驗,但組織有大有小,與官方的關係有遠有近,我們需要一個統整,才能幫助未來的人看到比較豐富的整體台灣援外經驗。

     

援外現場的田野筆記系列請見:

援外現場的田野筆記(一):醫療援外有用嗎?

援外現場的田野筆記(二):當我們成為彼此的異鄉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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