圖片來源:Shutterstock

[編按]獨立評論@天下專欄作者劉紹華在2016年聖多美普林西比與中華民國斷交時,寫了一篇文章評論台灣的援助外交,引起很大的迴響。來自各方的意見認為,官方組織的類似活動難以清楚說明第一線的具體狀況,所以決定從民間角色出發,匯集援外經驗與反省,由中研院民族所醫療人類學研究群、獨立評論@天下、國防醫學院國際事務暨服務學習辦公室合作,在中研院民族所舉辦「援外現場面面觀」座談會,收集更多一手經驗,讓基層有發聲的機會。

因為會議時間長、發言踴躍,本次整理以主題方式,區分成「醫療援助」、「文化交流」、「制度反思」幾個面向,分別成篇,將與談人與與會者的相關對話一併呈現,不全為現場發言順序。

▋聖多美的瘧疾故事

王開弘(疾病管制局科長退休,曾與連日清教授共同參與國合會聖多美普林西比瘧疾防治計畫):我簡介一下我們在聖多美進行瘧疾防疫的歷程。瘧疾是聖多美9歲以下兒童死亡的主要原因,1980年間曾在原殖民母國葡萄牙的協助下使用DDT,成效相當好,但因為造成雞、鴨、貓等家禽家畜死亡,引起民眾反彈,再加上經費有限而停擺。2000年世界衛生組織鼓勵民眾使用驅蟲蚊帳,因為氣候炎熱,老百姓的配合意願不高。

2002年,陳水扁與聖多美簽訂備忘錄,同意共同防治瘧疾,2003年即開始採用連日清教授主導的先鋒計畫,以亞滅寧噴灑為主,同時為了避免抗藥性而加重劑量。聖多美的木造房屋,噴灑亞滅寧殘效可達2年以上,比只能維持2週的水泥房屋長得多,效果良好。後來因為全面噴藥的做法與當時世界衛生組織在非洲執行的步調不同,引來一些擔憂,2007年起一度改由蕭孟芳教授進行防治。

當時派遣連日清、蕭孟芳、徐爾烈等6位專家前往聖國進行瘧疾防治可能性評估。由於3位教授的專長不同,作法有異。連日清教授重視噴灑殺蟲劑,但徐爾烈教授重視對環境的影響,擔心過度噴灑可能造成危害;蕭孟芳教授則是熱帶醫學背景,著重瘧疾根除與病患治療,而且強調要與國際合作。

以罹病數降低、沒有反撲等指標來看,目前效果很好。但令人擔心的是當初防瘧技術並未完全落實在當地,斷交後我們的人撤走,不知道之後會有什麼狀況。台灣援外常不問當地社會的意見,我們的撲瘧計畫並沒有當地老百姓參與,預算編制也不經過他們的議會,當地人民根本不知道我們來做什麼。如果能深化進入當地社會,讓當地民眾積極參與,發自內心,會對這件事的落實更有幫助。

▋異國醫療環境的衝擊

曾柏彰(曾任國合會布吉納法索外交替代役、泰緬邊境梅道診所醫學生志工):我想從基層醫生的角度和大家分享援外醫療的一些情形。在這些地方,除了台灣醫生不熟悉的疾病、不了解的文化之外,交通不便、資源缺乏也是很大的問題。例如像糖尿病、高血壓需要長期治療,但病人住的地方很遠,無法定期追蹤;家裡沒有時鐘,不能定時服藥;也沒有冰箱,無法冷藏胰島素……。我去的布吉納法索以前是法屬殖民地,歐洲的用藥體系就和台灣的美式系統很不同,在用藥上也會產生困擾。

有時候需要醫療檢驗,實驗室器材卻常因為當地氣候乾燥、風沙而故障。一些試劑更經常買不到,儀器無法校正,影響檢查的準確度。有時贈送友邦的醫療儀器,也會遇到當地人因為語言障礙而不懂得正確操作,或是故障後當地沒有人可以維修,導致空有器材卻無法利用。

傅冠綸(曾任國合會史瓦濟蘭外交替代役、台北醫學大學史瓦濟蘭志工團指導):我是牙醫,一開始受到連加恩醫師影響而想申請外交替代役,也幸運的候補進入。牙科治療很快就可看到成效,對患者而言比較「有感」,不像一般醫科可能需要長時間的吃藥、追蹤;只是因為牙科相當於小外科,需要準備設備、消毒,每天能執行的病患數就比較少。

我覺得台灣醫療團在當地的活動比較像是醫療外交,因為除了當地病患之外,服務對象還包括皇室、駐外使館、台胞等等。這個行為可能鞏固了兩國的關係,但是否真的造福當地的病患?當地可能還有很多類似的組織,但大家卻好像都各行其是,是台灣被孤立了嗎?還是我們自己選擇跟別人不一樣?

▋專業的實踐,要靠文化準備

劉紹華(中研院民族所副研究員、TOPS駐柬埔寨工作站、國合會非洲醫療援助評估):從剛剛的分享中可以發現,不管是在海外或偏鄉,服務都會碰到文化差異的現象。這不只攸關志工是否能長期留下,也攸關計畫能否成功。台灣去援助的基本上都是發展中國家,或是日本、歐洲的前殖民地,對台灣來說,那些地方的制度、是台灣的訓練所不熟悉的,這並不是有專業就可以處理的事情。

曾柏彰:我去布吉納法索之前,雖然行前有受語言訓練;關於當地的臨床事務,也有跟上一屆的役男聯絡交接。不過,到了當地很多事都還是要慢慢摸索。例如,團部的運作也常涉及非醫療專業的領域。當地受法國的影響,法規對外國人僱用當地人,有許多保障勞方的條款,是台灣人所不熟悉的。由於台灣團員大部分是醫療方面專長,對於法律領域並不熟悉,就要花很多時間與心力,去溝通與協調。

有時我們做出的醫療決策,也會和當地文化產生很大的衝突。比如說,泰緬邊境的小孩會繫上祈福的棉線手環,久未清洗,成為皮膚病的感染源。曾聽聞國際醫療人員把線剪斷,造成當地人的不信任。此外,對於不識字的民眾要怎麼進行衛教,也是我們很不熟悉的領域。

楊琇雯(國防醫學院服務學習推動委員會幹事):海外醫療援助是醫學中心的評鑑項目之一,但沒有人說要做到什麼程度才算合格。因此大家做的都是各自的想像。有資源的,可以設置駐地醫療隊,比較沒有的,就進行短期的醫療任務。這幾年醫學系評鑑也開始要求要有服務學習課程,醫學生則因為這樣的任務指派,而「必須」去進行服務。

但是,醫師只是去看診就好了嗎?比如說,台灣的藥品都以民國標示年份,劑量的用法也跟當地習慣不同,就算把藥捐給對方,也不見得能用。我們是用台灣的思維去做當地的事,但當地人期待的卻是你可以了解他們在做的事。

▋醫學生當志工是好事嗎?

劉紹華:現在的醫學生其實有非常多海外援助的機會,但以低年級的學生來說,他沒有受過多少專業訓練,到當地能做的事情其實不太多,變成一個政府鼓勵、學生也有熱情,但可能中間有些矛盾、容易受挫的狀況。

傅冠綸:我在離開外交替代役後,還帶過學生回去做志工活動。他們在出發前每週會有上課準備,但其實一直要到出發前大家才會有比較認真的集訓,請講者來給他們一些建議和經驗傳承。我自己覺得這整個訓練是有些不足的。即使大一、大二時學校也會要求上社會人文課,可是那就只是一個看書寫心得的營養學分,沒有太多深入的討論。

曾柏彰:我曾經在泰緬邊境的梅道診所待過,他們有一個不錯的制度,是開放全世界各地的醫學生申請到他們的診所去做見習,就像我們台灣的醫學生會到醫院見習一樣。台灣的醫學院校也可以參考國外的學校作法,鼓勵學生自己申請到世界各地他們有興趣的機構見習,並且承認見習的時數學分,讓學生有多元的機會拓展視野。

簡瑋廷(台北醫學大學史瓦濟蘭及柬埔寨國際服務志工團長):我不認為醫學生見習可以說是援外服務。如果以國際服務來說的話,醫學生和其他大學生其實沒什麼不一樣。我在經營自己的國際服務團隊時,會要求團員先明白:為什麼要去做國際服務?為什麼不等畢業後再去?為什麼不把這筆錢直接捐給當地的機構?身為一個大學生,你想要去當地做什麼?我覺得這些都是很重要的問題,國際援助不是單一專業,圍繞著醫療也有很多其他工作可以做。想清楚自己到底要做什麼,這才是最重要的。

瀏覽次數:99+

編輯推薦

援外現場的田野筆記系列:

援外現場的田野筆記(二):當我們成為彼此的異鄉人

援外現場的田野筆記(三):別再只是把海星丟回海裡

延伸閱讀

「獨立評論@天下」提醒您:
1.本欄位提供網路意見交流平台,專欄反映作者意見,不代表本社立場
2.發言時彼此尊重,若涉及個人隱私、人身攻擊、族群歧視等狀況,本站將移除留言。
3.轉載文圖請註明出處;一文多貼將隱藏資訊;廣告垃圾留言一律移除。
4.本留言板所有言論不代表天下雜誌立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