冼義哲:到女方家裡過年的「嫡長子」

2017/04/14

photo credit: Shutterstock

這個過年,是我第一次離開澎湖,到「外地」過的。

小年夜的傍晚,我跟愛人搭車到馬公機場,握著兩張登機證,有些忐忑的搭上目的地是高雄的班機。24年來,每一年的農曆新年我都在澎湖南甲的老家度過,父母都是澎湖人,大過年還真沒有離開過澎湖。

飛行過程中那種忐忑,是很多成分混合在一起的結果,有些是對於「第一次」嘗試的新鮮感,有些是對自己表現的謹慎小心,但我想問題所在的核心是那個來自家人用眼神、肢體語言,甚至各種暗示卻終究沒有說出口的問題:

「身為嫡長子,你怎麼可以不在家過年?」

▋嫡長子就非得在家過年不可嗎?

我父親是長子,我是他的獨子,這意味著在我傳統的家庭中,我是「嫡長子」的身分;祭祀、家中大事這些,自然一個也跑不掉。我其實並不介意承擔責任,但我承擔的理由與嫡長子的身分無關,而純粹是因為我是這個家的一份子,這是孕育我成長的家。那是一個親密的理由,建立在與每一個家族成員的互動上,因為生命交織在一起如此深厚,遠遠比血緣成為更真實的理由,無關道統,而是因為愛。

我做出了一個選擇,一個嘗試,很自然而真實的,家人最先的反應都是不適應。因為早有預想「不適應」這個狀況發生的可能,我抱著「打預防針」的心態,選擇一開始就盡早跟家人說。

沒有一個人說「不」。

沒有任何言語上的拒絕、批判或勸退,清一色都是不怎麼發表意見。我想這跟生長過程中我的高度自主性有關,畢竟過去一旦我決定要做什麼,無論是轉學考東海大學,還是休學去選立委,家人大概都是買單接受的份。

但是這一回,自從我開了口之後,有些細微的變化出現了,總覺得大家相處起來「怪怪的」。我知道家人們心裡有話想說,卻刻意憋著,這其實並非我樂見的。事實上,我總認為這會是一個開始,去重新形塑這個家對每個成員的關係,去重新思考我們重視的是真實相處的狀態,還是那些按表操課的儀式。

我承認這個構想是大膽的,是充滿挑戰的,但我想表達的是,這一切都沒有那麼複雜,「不存在對家的不認同、不存在著背叛,只是個選擇」;我不會因為過年不在家,就不愛這個家,不存在對這個家的認同,這是不可能的。

因為工作的關係,愛人長時間與我待在澎湖,所以過年我才會想陪她回家。

對我來說,在哪裡過年其實畢竟是每個成員各自的選擇;把跟著女方回家過年視為一件可被批判的事,無疑是父權社會對女性的緊箍咒。當我們訴求落實平權,我們就需要生活實踐,儘管這年頭大家嘴上都說婚姻中是平等的,那傳統的嫁娶觀念依然根深蒂固,即使是過個年也都能看見單一的家庭想像霸權。

女性的性別角色在傳統的婚姻關係中存在真實而無形的壓力,正是這些不公平的禁忌、束縛與壓迫,讓社會進入對於「重男輕女觀念」的惡性循環。今年這些來自家人的壓力,其實便是出於對我的擔心,害怕缺席過年的嫡長子無法鞏固父權體制中未來的家父長優勢位置。

但這正是我想表達的,我們相愛到交往,此後的每一個決定都建立在相互理解的前提下,爾後也必然如此。

▋那些「新年期間」飯桌上的老話題

春節期間總是台灣交通最塞的時候,回家的車票、船票與機票可能都一位難求,但對於許多人來說可能更困難的是面對「回家」。台灣社會近年來把「家」的價值無限上綱,從各個議題乃至社會事件中都可以看見,有一個「溫暖」的既定想像,與這個想像不同的家庭或是個人,就會被貼上一個又一個的標籤。

新年期間飯桌上,跑不了的話題,問研究生什麼時候要畢業、問畢業的找到工作了沒、問找到工作的什麼時候要結婚、問結婚的什麼時候要生,然後是「比較」,滿滿的比較,比親戚、朋友乃至名人。那種原本應該是出於在乎而來的關心,在社會比較的心態下開始被扭曲,而造成許多人恐歸的壓迫感。

尤其是青年世代面對自己父母的世代,這些比較不單單是個人被拿來對照,已經成為每一個家庭在家族間的競爭;而一旦競爭中落於「下風」,那種讓人頭痛而厭煩的「建議」就出現了,對當下的你出現「否定」,然後擺出「教育你」的姿態,卻是用著「關心」來包裝。

於是你發現,你的生活過得如何並沒有被真正的關心,「做你想做的」、「愛你所愛的」都得不到支持,只有對於你的財富、你的地位乃至你的香火傳承無盡的指指點點。你不再是一個個體的存在,而是變成一個綜合評比的分數,成為長輩間競爭的籌碼,在競爭的過程中你只能待在一旁陪笑。

愛面子是正常的,但長輩們經常忽略這些被納入評比的項目背後,都是一個人生命掙扎與奮鬥累積而來的,為了自己的面子遺忘了下一代的感受。這就是青年世代春節恐歸的根本原因,回到飯桌上講出的每一句話都可能被拿來比較,比較過後就會出現讓你充滿壓力的、長輩們「自以為是」的關心,怎麼能不害怕?而這樣的互動在家人間的親密關係中又是多麼巨大的壓迫?

我很慶幸,這些問題在我們這趟過年中並不嚴重,或者該說在比較中我們至少沒有太過落於「下風」;但我卻接到幾通好友的電話,來抒發他們遭遇的壓力。以往在澎湖過年,在大年初三過後我總會與好友們相聚,大家還有一吐苦水的機會,這次我只能在電話的另一端聽他們訴說。

▋天涯海角追著你的放大鏡

不過,儘管我們能在新年的飯桌上「倖存」,網路世界對我們的傷害卻沒有停過。

身為公眾人物,我知道自己的言行是被關注著的,但那條「關注」的界線在爬糞文化中幾乎不存在。對於我的感情生活,關注度似乎比我們所談的公共政策還多,特別是「靠北第三勢力」這個粉專。自從2016年立委選舉的尾聲階段,也就是我前一段感情即將結束的時候。

對我來說,我能夠也應該被檢驗的,是對於公共政策上的立場、價值與主張,我的私生活、家庭其實社會大眾一點關係都沒有。然而,我知道社會對於公眾人物的私生活存在著莫名的狂熱,很多時候關心的程度遠超過對自己的生活。而這樣弔詭的社會文化,在選舉期間被利用,許多候選人(特別男性候選人)都要在舞台上展現與妻子伉儷情深的樣貌,並傳達「家庭的『成功』,象徵著自己的成功」這樣的訊息。

社會先是建構了一個對成功家庭、親密關係的樣貌,然後當有人不符合時,就加以批判,對於公眾人物更會無限放大;在社群網路上開始評論,甚至用自己的道德教誨痛罵當事人,認為自己有權力了解更多內情,並要求把當事人的家庭或關係形塑到自己認為「正確」的樣貌。

那種天涯海角追著公眾人物的放大鏡,沒有因為年節而休假。但在這之間,我再一次深刻地感受到那種折磨;每當我看到公眾人物的私生活被挖出來,甚至為此「向社會大眾解釋、道歉」,都能感受到那種不平。被負心、被拋棄的不是社會大眾,不是「觀眾們」,也沒有一個公眾人物應該為自己不符合社會建構對於親密關係、家庭想像的「理想答案」負責。

社會大眾在自己無止盡的想像中,早已不認為自己只是觀眾,而是套入自己的角色在想像、積極的進入故事,這一點我們也可以在人與人之間互動、探討自己的關係時看見,那些公眾人物的故事都成了對照組或類比對象。

但是說真的,這些追求都太過度了;我經常告訴我身邊的夥伴與我們的支持者,我們或許能成為政治上的領袖,但我們並不是要扮演社會在「道德上的領袖」,我們是政治工作者,不是道德楷模、不必是模範生。我們真正要投入心力的,就是我們的政策與政治上的價值。

▋體認了個人即政治,我們才能開始瓦解壓迫

集體是由個體建構起來的,但每一個人做為社會的個體,都應該自在的存在著。一個年節,我們能夠看到性別刻板印象如何烙印;一頓年夜飯,我們能夠體認到社會比較對親密關係帶來的傷害。這些都是起點,至少問題我們都已看見。

要鬆動體制、解除束縛甚至促成改變,我們都必須為自己發聲,與「傳統」反覆交手的過程中或許挫敗、或許艱難,但我相信我們最終能有更平等與更自由的實踐。正如同「泛科學」上〈春節恐慌症:為什麼老愛問我畢業、工作、有對象了沒?〉一文所說:

縱然年節的聚會裡,瀰漫著各種尖銳害怕與恐懼,知道這些恐懼的原因並不能減少我們的擔心,但至少,我們還是可以嘗試對那些真心想念,卻又很少遇見的人付出真誠的關心,還是可以,在各種虛假與場面話的後面,看到這些血濃於水的連結。

個人即政治,體認這一點,我們才能開始瓦解壓迫。社會集體既然由個體所建構,我們如何從個體的質變開始,累積到量變,社會才有翻轉的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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