圖片來源:Wikimedia

2017年10月20日,歐洲廣電節目節(PRIX EUROPA)在柏林舉行的頒獎典禮上,「年度歐洲記者獎」頒給了一位不來自歐洲的記者:土耳其的詹.敦達爾(Can Dündar)。

敦達爾曾在土耳其及英國讀新聞及政治學,取得政治學博士,原為土耳其重要報紙《共和報》(Cumhuriyet)的總編輯。2015年他被土耳其政府逮捕,因為這份報紙揭露了土耳其政府出售軍火給敘利亞的醜聞,在網站上刊出土耳其卡車載滿武器、開往敘利亞的影像,也揭露土耳其總統的海外帳戶,批判總統的軍事主義及獨裁化政策,被總統艾爾多安親自提告。被監禁3個月後,敦達爾在2016年2月假釋出獄,艾爾多安再次提告,要求以叛國罪對他求處無期徒刑。

敦達爾目前流亡德國,著書批判土耳其的民主如何逐漸土消瓦解。他被判刑入獄時,在監獄以手寫方式記錄了關滿抗議者的監牢,去年以《終生為真理:獄中筆記》(Lebenslang für die Wahrheit. Aufzeichnungen aus dem Gefängnis)為題發行德文版。該書的德文標題「終生為真理」,除了表示記者一生無懼追求真理的決心外,也有另外一個意思:為了真理,必須被求處無期徒刑。

為了真理,他甘願賭上生命

《終生為真理》中,他說起《共和報》接到那段關鍵的運送軍火影像時,報社內激辯許久,不知該不該刊出。律師警告敦達爾,倘若刊出這段影像,報社很可能被判洩漏國家機密罪。而這位強悍的總編認為,說出真相是報社職責,土耳其公眾也有權利知道他們的政府做了些什麼。

果然,律師清楚看到了敦達爾身處危險中。只是竟然如此危險,當時無人可預見。

在土耳其,暗殺者對他發動攻擊,稱他為「叛國者」,在光天化日下對他開槍,幸虧他的妻子及同行議員即時發現制止,並未命中,但流彈卻造成同行人受傷。行兇者後來被法庭以「無殺人意圖」釋放。審判中檢察官對他求處無期徒刑,不是因為他做了虛假報導,而是因為他揭露了政府陰暗的秘密。而審理他「洩漏國家機密罪」的法庭,其中兩位認為他無罪的法官,皆被解職。

後來他逃離了土耳其,妻子卻被土耳其扣留護照,從此夫妻分離。他來到德國後,大量書寫評論,向西方國家說明土耳其發生了什麼,強調土耳其的問題,也將是西方民主國家的問題,盼望能從西方產生挽救土耳其新聞自由的力量。

土耳其的新聞自由岌岌可危

雖然土耳其總統艾爾多安斬釘截鐵地說:「我對全世界坦誠,沒有哪個地方的媒體像土耳其那樣自由。」但是許多歐洲人並不買帳。現在土耳其的新聞自由與言論自由,讓許多人權團體憂心。聯合國人權專使Zeid bin Ra’ad Hussein就表示,全世界被囚禁的記者,有半數都在土耳其。他呼籲土耳其政府勿將新聞人士當成罪犯看待。

自從那場失敗的政變後,土耳其媒體受到整肅,許多人沒有敦達爾那麼幸運,至今仍然困坐獄中。關於媒體,直到今年的數字是:有156家媒體關閉,大約2,500位新聞從業人士失業,大約150位記者身陷囹圄。

目前無國界記者組織已將土耳其的新聞自由降為180個國家中第155名,其評比這麼寫著:「自2016年那場不成功的政變後,艾爾多安總統之政府對批判媒體獵巫,當局濫用對抗恐怖份子,藉此展開清洗。」(英文版)「在全球囚禁最多記者的國家中,土耳其是其中一個。自2016年的政變後,已有逾百位記者遭逮捕,約150家媒體遭到關閉,超過700張記者證被取消。有批判性的記者都被監視。少數還存活的獨立媒體,都在持續恐懼中工作。不斷有外國記者被取消資格或拒絕入境。此外,許多重要媒體擁有者涉入的政商關係,也正在扼殺批判性報導。」(德文版)

土耳其曾經是世俗化相當成功的伊斯蘭文化國家,與歐洲文明的距離也相當近。可是,在對新聞自由的理解與重視上,土耳其似乎與歐洲差異日漸增大。

保障說出真相的權利

其實,歐洲並非一開始就高舉新聞自由大旗。英國政治哲學家霍布斯在17世紀時還強調國家審查言論、操控民意是治理的正常手段。可是歐洲自啟蒙以來,言論自由與新聞自由基本上已成為共識。德意志大地上,1815年的德意志邦聯協議(Deutsche Bundesakte)明訂保障新聞自由,只是4年後在保守勢力反撲的卡爾斯巴德決議(Karlsbader Beschlüsse)中,媒體自由又被取消;1848年立憲革命,來自各地爭取人權的知識人與政治家們齊聚法蘭克福保羅教堂,在德意志第一部憲法中寫下「在任何情況下,不得以任何方式審查或限制媒體自由」的條款。那場革命最終失敗,這一先進的條款從未生效,新聞自由的進展功敗垂成。到1854年,邦聯才通過有條件保障新聞自由的法律。

由此可以得知,德國的新聞自由之路也是一路走來跌跌撞撞,直到《基本法》第5條明確規範「保障新聞出版自由和廣播、電視、電影的報導自由。對此不得進行內容審查」,才終於在最高程度上確定了新聞從業人士的權益。

這個條款回應了德國的納粹歷史,從此國家不能再輕易像戈培爾的帝國宣傳部那樣,將手伸入媒體。可是這並不代表國家不能干預媒體事務,只是必須在非常嚴格的管控下、為了公共利益才被允許,而通常卡爾斯魯爾的憲法法院在新聞自由上都緊盯著國家的手。最明顯的例子,就是1962年國防部槓上《明鏡周刊》的事件,1966年憲法法院做出了釋憲判決,寫下一段在每個時代都值得重述的話:

一個自由的、不受公權力影響的、不屈服於審查制度下的媒體,是自由國家的基石。特別是一個自由的、定期出版的政治媒體,對於當代民主不可或缺。公民要作出政治決定,必須獲得詳盡的資訊,也必須知道他人的意見,並加以衡量。媒體必須維繫這樣永不停止的討論,必須創造資訊,自身也必須採取立場,在公共爭執中作為確立方向的力量。

而現在的土耳其,正無這樣民主自由的基石。這也是「年度歐洲記者獎」頒給敦達爾的原因,既鼓舞那些為了新聞自由努力的記者們,卻也是哀嘆一個國家新聞自由的危殆。

黑暗時代:監獄居然成為教育程度最高的地方?

土耳其政府對於整肅媒體有其說詞。該國司法部長說,沒有人是因為記者身份而被囚禁,這些人都是披著記者外衣從事不法行為,例如洩漏國家機密、參與政變,土耳其政府不能不執法。可是這樣的說詞很難讓敦達爾信服,因為遭受囚禁的記者實在太多了。而且為什麼對敦達爾行兇者竟被無罪釋放?判決敦達爾無罪的法官被解職?這些疑問,沒有合理的答案。

另外,即使要執法,也應該必須透過正當程序。另一位德國記者Deniz Yücel,今年也被以「涉及恐怖主義」為名,在土耳其受到囚禁。德國政界、媒體想方設法營救不成,甚至歐洲人權法院也致函土耳其政府,要求解釋Yücel的罪行,不能不清不楚的就這樣一直關下去。然而,現在他已經在獄中10個月,沒有任何審判。這當然不是任何一個正常法治國家的正常程序。

在《終生為真理》中,敦達爾寫了這樣一個心酸卻又充滿真實性的笑話:目前土耳其教育程度最高的地方,叫做Silivri。那是土耳其、甚至歐洲大陸上最大的監獄,可以囚禁超過15,000名囚犯,大部份的政治犯就關在這裡。在敦達爾入獄後,他發現自己四周的牢房關的都是在整肅中入獄的法官、記者、政府官員等。某天,一個囚犯想借一本書來讀,守衛告訴他:「我們這裡沒有這本書,但是有寫這本書的人。」

讓查水表的人,真的就是查水表的人

除了寫書外,敦達爾目前在德國媒體《時代》上開設雙語專欄「我的土耳其」(Meine Türkei),定期書寫、評論土耳其如何失去其新聞自由、言論自由,而每一個批判的知識人如何面臨牢獄之災甚至生命危險。去年刊出的文章〈他們帶走我們〉(Sie holen uns)中,敦達爾說起土耳其政府如何在凌晨來查禁他的報紙。文章寫道:

您一定知道邱吉爾對民主的描述:『當清晨有人按我家門鈴,而我非常確定,那一定是送牛奶的人,那麼我就知道,我是生活在一個民主國家裡』。……按照這個定義,土耳其毫無疑問的不算是民主國家。因為土耳其的人們現在都知道,在清晨時按他們家門鈴的,不會是送牛奶的人。

讀來令人感嘆。放眼世界各國民主化過程中,言論自由與新聞自由確實是脆弱的,民主成立後,有各種暗流,隨時可能瓦解一個好不容易建立的憲政共和(曾經在1933年前經歷短命共和的德國人應當有感)。我們今日所享有的一切,都不是理所當然的。若不細心守護民主化成果,也隨時有倒退甚至崩壞的可能。

《終生為真理》中,敦達爾說,他這本獄中筆記如同從孤島上丟出的信,試圖為一個時代做見證,但願後人撿到這封信時,能夠說:啊,原來確實存在著那一段黑暗的時代哪,但已經過去了。

他為了新聞與言論自由,不惜成為國家公敵,確實值得這座年度歐洲記者獎。可是,黑暗時代不知何時才會過去,這個世界上,還有太多他的同業為了說出真相處於危險中。但願他的盼望成真,而今日在全球甘冒莫大危險、為自由與人權奮鬥的人們,所持的不也只是這樣的小小心願嗎?他們只希望,後人有朝一日終能說,一切都過去了。而那時,送牛奶的只是送牛奶的,查水表的也真的只是來查水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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