蔡慶樺:什麼是德意志?一個德意志的疑問

2017/05/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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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華格納的問題

閱讀《德國文化關鍵詞》一書,始終面對這個問題:什麼是德意志?對德國人來說,這是一個幾百年來不斷被提出的問題,卻無人能定下一個最終答案。在德國歷史上,許多重要文人與思想家都曾經直接或間接地試圖回答,以至於這個問題本身就充滿德意志色彩。尼采就在《善與惡的彼岸》(Jenseits von Gut und Böse)裡寫下這麼一句名言:「永遠不停止問『什麼是德意志?』這個問題,這正是德國人的特徵。」在這一點上,也許我們對於德國人的焦慮亦能同情,也因此更值得試著理解這個問題──我們與德國都對於自己的身份那麼疑惑、那麼渴求一個難以確定的答案。

即使沒有確定的答案,我還是想談談一個知名的德國文人如何試圖回答這個困難的問題:理查.華格納(Richard Wagner),德意志帝國的作曲家,非常湊巧地與《德國文化關鍵詞》作者之一同名,也在該書中不斷出現。華格納試圖回答過何謂德意志的問題,而且他的存在、高度與厚度也構成了答案的一部分。

華格納是重要的作曲家與指揮家,但是他也寫了非常多文字作品,主題遍及德國政治、文化、宗教、哲學、音樂理論等等。1878年,德國剛剛統一後幾年,華格納在《拜羅伊特月刊》(Bayreuther Blätter)上發表了一篇文章〈什麼是德意志?〉(Was ist deutsch?),試圖回答這個困難的問題。

《拜羅伊特月刊》1878年開始發行,是一份針對所有華格納之友的會員型刊物,內容不只音樂,也包括各種政治文化評論,其副標題叫「華格納精神的德文期刊」(Deutsche Zeitschrift im Geiste Richard Wagners)。在這份月刊中華格納寫了幾十頁的長文,探索了這個與音樂無直接關係的問題,可見他對這個問題重視的程度。

華格納出生於1813年,那是歌德與黑格爾仍然活躍的時代,也是德國處於極大變動的時代。他年輕的時候經歷過拿破崙入侵德國、分裂了德意志大地;也經歷1848年那場不成功的起義,德意志大地上期待把法蘭西革命火種接來的農工及民主人士們終告失敗。不過政治上的落後並沒有妨礙德國在經濟與工業上的猛進,19世紀中期德國工業化取得極大的發展,為後來普法戰爭的勝利與德國統一鋪好了道路。1872年德國統一,華格納也見證了這個德國人最重要的政治與文化時刻。1878年,晚年的音樂家寫下〈什麼是德意志?〉(Was ist deutsch?),回首他經歷過的時代變遷,試圖定義德意志。

▋華格納的答案:在地、傳統、自由、非民主

開篇他先指出,「德意志的」(deutsch)這個形容詞對德國人來說有著與其他國家不同的意義。別的國家的愛國者說到自己的國家民族時,會帶著敬畏與榮耀,例如會說「英國的、法國的美德」,可是一講到德國,德國人卻總是只習慣使用「德意志深沉」(deutsche Tiefe)、「德意志嚴謹」(deutschen Ernst)這種質性(Qualität),華格納認為這是誤用,要駁清此種印象。

他引用了Jakob Grimm的說法,強調歷史上沒有所謂德意志民族這種民族,「德意志」(deutsch; diutisk)一開始只是指人民的、在地的,包括語言(Urmuttersprache)及原鄉(Urheimat),而德意志與「呈現意義」(deuten)有同一個字根,顯見德意志、在地、母語、家鄉、意義是相關聯的概念:「因此,『德意志』對我們來說,就是明確有意義的東西(deutlich),如可信賴的、我們所習慣的、從父輩從繼承而來的、從我們的大地上滋長出來的東西。」

可是在德國文化發展過程中,出現了與在地、特殊意義相悖的非德意志潮流。例如神聖羅馬帝國雖然後來由日耳曼人擔任皇帝,可是德國皇帝在接受羅馬的認可時,已經註定了拋棄其德意志本質(dem deutschen Wesen),以治理帝國領土內的非德意志民族。在此意義上,羅馬奪去了德意志的權柄,而德國人雖然在神聖羅馬帝國國土內遷徙移居到各地,卻在不同文化及語言的地方始終被視為壓迫者及外來者被憎恨著,只在神聖羅馬帝國瓦解時,「真實的德意志本質才能真正發展起來」。

另一個非德意志潮流就是基督教文化。基督教內在與民族特質相悖離,沒有任何民族能夠獨佔基督教,對於德意志民族來說,這種宗教原來也是外來的、非德意志的。可是德國精神的特質在於,能夠以最高的、客觀的純然看法,來掌握外來的、異文化的東西,並將這種異在的東西轉為自己的。因而,基督教在德國成為德意志文化的核心,且若無德國人的貢獻,基督教文化的普世價值將無法被世人承認。華格納便稱,倘若無這種德國精神,古老的傳統的普遍世界性意義必將無法被認識,德國人使得純粹的人類文化的原初意義(Originalität)能夠被理解並重建延續。所謂古代(Antike),正是在18世紀中期萊辛(Lessing)、歌德、文科爾曼(Winckelmann)等德意志人的努力下,才可能在現代重生。

對華格納來說,德意志精神對世界文化的貢獻就在於:以德意志的方式保存、並發揚了非德意志的價值。德國人在羅馬帝國領土內生存,失去了德國權柄,但仍一心嚮往著家鄉,不願始終作為一個異鄉人,而仍然堅持著德意志的精神。因此德國民族結合了兩種相異的特質:土地的/家鄉的/人民的,以及歐洲的/帝國的/世界的。在歐洲文明原初精神喪失時,德意志人以德語、詩歌維繫之,例如《帕西法爾》(Parzival)與《崔斯坦》(Tristan)這樣的德文詩歌,使歐洲文化不再只是文學史的探究對象,而能獲得生命。

保存與維繫,是德國民族重視的價值。華格納舉了一個例子:德國許多城市建有堡壘,為了在城市剛剛興起時用來保護市民,可是在城市繁榮發展、有自治及捍衛自己的能力時,市民不再需要作為軍事用的堡壘,但並不會因此廢棄它,反而會維繫。他說:「德國人是保守的:德國人的豐富財產是來自一切時代的結果;他會保存,並知道善用這些老東西。對他來說,維持遠比獲得來得有價值:獲得的新東西只在對於老東西能夠增益時,才有價值。他不欲求外在的東西,但是他要求內在必須自由。」在這個定義下,德意志民族是真正的保守主義者──但不是今日慣用的對於「保守」的定義,而是對於傳統的保存。

另外,華格納又強調德意志民族「內在的自由」:「沒有任何民族像德意志人那麼抵抗著對其內在自由與最本己的本質的干預。」而正是這種對於內在自由的堅持,使德意志能夠熬過三十年戰爭的摧殘,維繫對於民族文化與語言等傳統的記憶。德國偉大音樂家巴哈(Sebastian Bach)正是堅持其內在本質、不受外在干預的代表:當法國文化席捲歐洲時,巴哈反映了他那個時代的德國特質──枯燥、拘謹、學究──而竟然從這些特質創造出令世人驚訝的德國音樂形式。巴哈所代表的德國精神是「潛入自我內在的能力,並從內在出發,清晰且有意義地觀看這個世界」。換言之,德國人與世界相處的方式是:從內在自由的保存,追求偉大價值的保存。

在華格納的德意志思考中,也缺少不了法國的角色。法國對於德國向來是探討何謂德意志的最佳對照組。在法國大革命之前,法國宮廷代表歐洲最高雅的文明,普魯士的腓特烈二世就非常景仰法國文化,他勤學法語,據說程度甚至比他的母語德語更佳,他的著作全集也有一半左右以法文寫成。他曾將法國啟蒙哲學家伏爾泰奉為座上賓,邀請他在普魯士宮廷中討論文學及哲學問題。據伏爾泰傳記作者描述,腓特烈二世的德語是用來命令其臣子與軍隊。可是在法國大革命後,普魯士宮廷裡的親法派消退,因為革命及共和民主對於德國,是一種必須戒慎恐懼的異文化。

華格納這個保守主義者不信任法國,也不信任共和國代表的民主,他看到的民主革命是1848年那場對封建貴族發起的失敗革命。他說,德國人向來對於所謂民主並不熟悉,那不是德國文化深層的東西,然而一夕間,許多民主派人士卻打著人民的旗號,德國人就被他們陌生無比的價值所代言了。

華格納親身經歷了普法戰爭,他說正是在那個戰場上,催生出了「德意志精神」。他認為所有德國人都會折服於那場戰爭的「力量與決斷」。他也被委託創作音樂歌頌德軍的勝利,伴隨德軍從前線回到柏林的〈皇帝進行曲〉(Kaisermarsch),正是華格納的音樂。

從華格納的這些觀察出發,我們可以再從幾個角度細論,由華格納的德意志思考今日的德意志。

▋德意志是既具有特殊性又具有普遍性的概念

德意志強調家鄉,卻又必須在羅馬帝國中、在基督教文化中,消解其德國本質,將特殊的東西推到普遍的領域去。這種看似矛盾、卻又能夠在德國精神中合理運作的特質,其實可以用哲學家黑格爾一個難以翻譯的概念來形容:Aufhebung。中文世界會把這個詞翻譯成「揚棄」,或者乾脆音譯為「奧符赫變」。這個字有以下意義:提升到更高處、保存、取消、結束等等。在黑格爾的思考脈絡下可以理解為:一種特殊的東西被取消結束,但不是就此消逝,而是昇華到更普遍性的領域,蛻變為更豐富的東西。在這種蛻變中,事物自身不再以原來的形態存在,卻以更高的方式被保存了。

費希特在面對拿破崙入侵時發表的《告德意志民族演講》(Reden an die deutsche Nation)中,呼籲各邦國(Länder)結合,成立一個德意志民族的國家(Nation)。這件事也可這麼思考:各邦國在一個德意志國中完成民族與國家的統一,正是拋棄了自己的特殊性,卻又被保存在更高的存在中。

可是這裡也看得出德國國家概念的矛盾處:德國難以如其他國家一樣投入國家主義裡,總是有一個普遍性的靈魂(或者說幽靈)在其可能發展的國家主義背後制約著,而不會到了德意志國家就停止。歌德或康德這種自居為世界公民的德意志人,念茲在茲的是普遍性的價值,都對民族主義不感興趣。阿多諾在一次演講「什麼是德意志?」(Was ist deutsch?)裡曾經提過,國家主義這種特殊概念,背後有更高的存在規約著,這正是一種德國特有的康德思維。

德國一旦放棄這種普遍性規範,全心全意投入國家主義的懷抱,則可以見到Aufhebung的豐富概念被架空了,國家的提升與強大成為最重要的事,可是不會昇華到一個更普遍的價值,因而也不會在這種昇華中取消自己的特殊性,反而是更固守最「德意志特質」的內涵。最明顯的例子就是普魯士軍國主義。這種軍國主義延續到國家社會主義,產生了對民族共同體的執念,其發展高峰就是一個「純血」的德意志民族之妄想。

戰後德國不能不放棄這種軍國主義,重回西方民主價值懷抱──也就是說,必須對於任何特殊化的政治傾向保持警惕,必須融入普世陣營,任何愛國主義都被德國人自己視為可疑,只有在某些足球慶典時,德國人才能無畏地揮舞國旗喊出德國戰勝他國的口號,《德國文化關鍵字》就稱這種每隔4年在足球賽中毫無顧忌擁抱德國的情況為「歡樂式愛國主義」(fröhlicher Patriotismus)。其實一個新造詞更能傳神形容這種特別的愛國主義:Party-otismus,改造自發音類似的愛國主義(Patriotismus):在派對狂歡時才會出現的愛國心。

▋「兩個德國」

華格納認為德國文化與政治存在之間,產生了特殊與普遍的衝突,其實這也是德國文化史幾百年來的議題。德國在政治上的統一相對歐洲其他國家極晚,也就是說政治概念的德意志很晚才產生,但是文化概念的德意志卻早就出現了。《德國文化關鍵詞》中的「文化國」條目,詳細描述了這個從歌德席勒時代被不斷援引的文化國家概念──其意義是,無論政治上如何複雜難以定義,德意志民族在文化上都能清楚地認同自己為德國人,而且,文化的位階更高於政治。

這個德意志文化國,就是在共同歷史及語言上結合而成的國家,而非政治國家(Staatsnation)。德國思想史家Friederich Meinecke就這麼定義國家:「我們可以將國家(Nation)分為兩種:『文化國』與『政治國』(Kulturnationen und Staatsnationen),文化國就是主要以共同文化財產作為基礎而產生的,政治國就是主要以共同的政治歷史及憲法之統一為基礎而建立的。」這種思考,一直到現在還影響著德國政治與公共事務討論。

4月底時,主管融合政策的內政部長德邁齊爾(Thomas de Maizière)提出了他對德國主導文化(Leitkultur)的想像,共分成10個面向,震盪了政界及媒體,哈伯瑪斯亦即刻投書駁斥其主張。德邁齊爾強調的其中一點就是文化,他說德國是文化國,如此深受文化與哲學影響而成形的國家少有。而德國文化也對世界其他國家有深遠影響,歌德、巴哈是德國人,但也屬於全世界。

這種在政治之上的「文化國」的想像,一直貫穿德國近代史,甚至在政治國家成立後都是重要的概念,尤其在政治國家失靈時,文化國召喚了德意志人的國族認同。《德國文化關鍵詞》的作者們也提到,在德國統一時,有些德國文人對於統一後德國將再次成為一個強大的政治國感到不安,呼籲德國只要保持文化國即可,文化德國的認同已足夠穿越冷戰隔閡,將政治上分裂的兩德結合為一個精神國度。

我想另外提一個在《德國文化關鍵詞》也提及的例子,說明這種德意志兩國論的特殊思維。

德國詩人史蒂芬.格奧爾格(Stefan George)在20世紀初時,以其深奧思想及詩作吸引了無數文人,形成著名的格奧爾格圈子。他的一個重要思想就是,認為掌握詩與文化之奧秘的人們,構成了「秘密的德國」(geheimes Deutschland)。這種「秘密的德國」必須在政治國家之上,成為真正的德國價值。(這種對於秘密的德國的嚮往、神秘主義詩人的感召力,說明了德國人被深不可測的神秘之物所吸引的性格。格奧爾格的名詩〈秘密的德國〉裡曾明確提及了深淵的意象,本書「深淵」一章便敘述這詩作。)

而這個圈子裏有一個青年,叫做史陶芬堡(Claus Schenk Graf von Stauffenberg)。史陶芬堡出生於1907年,16歲時,少年被引介入格奧爾格圈子,成為詩人的弟子與崇拜者。基於對一個強大德國的夢想,他加入了軍方,也在納粹黨早期崛起時,相信那是虛弱的德國的出路。但是他在二戰開始時,見到了德國入侵東歐、設立集中營及大屠殺,知道這不是他可以效忠的國家,這個納粹軍官便加入了秘密的反抗行動。他聯合了政府裡許多同志,立志推翻這個德國,可是他們立刻面對一個問題:這些都是宣誓對希特勒效忠的公務員,如何可能拋棄這樣的誓言,違背自己的服從義務?在激辯後他們確認了,作為德國公務員應當服從的不是希特勒,而是納粹上台前曾經在德國被保障的人權與自由。

這些秘密反抗者對於民主並無好感,因此並非議會制度的支持者,當年也才會投向了希特勒所允諾具有決斷力與行動力的德國幻想。可是他們希望重建自由價值,因此策劃了1944年7月20日暗殺希特勒的「女武神行動」(Operation Walküre)──有意思的是,「女武神」是被刻意挑選過的名稱,是北歐神話裡與戰爭有關的神祇,挑選英勇的戰死者,是帶領人走入陰間的死亡天使;但也是華格納所寫的《尼布龍根的指環》中的重要一幕(本書的「女人」詞條即介紹了這個使德國人著迷的陰暗女神形象)。

這次「女武神行動」結合了多位大使、外交官、軍方將領、警界高層等等,但並未成功。然而,這次失敗的行動證明:當年德國人並非毫無保留地認同納粹,也發生抵抗,並且也產生了「公務員如何面對暴政」這種攸關國家正當性的問題。

而據說,史陶芬堡失手被捕,隔天被槍決時高喊著:「秘密的德國萬歲!」(Es lebe das geheime Deutschland!或Es lebe unser heimliches Deutschland!,目擊者的說法不一。)這個「秘密的德國」正是一種「文化國」的變種。史陶芬堡及他的同志們是德國的文化貴族,力抗沉淪的政治國。這種想法在今日民主時代顯得不合時宜,可是在暴政國家裡,堅持某種更高價值、以秘密的文化國挑戰眼前的第三帝國,豈不正是一種正確的姿態嗎?

不過必須提醒的是,對於文化國的思考,也可能落入軍國主義的陷阱。基本思考為:戰爭的勇健、愛國與犧牲等德行激發了文化中某些死寂之處,或者戰爭是為了文化的存活而發動。因此觀察德國軍國主義,並不能只在政治領域,也必須在文化領域。

在《德國文化關鍵詞》的「戰爭與和平」一章中敘述第一次世界大戰的部分,即可看到1914年時93位學者及文化人士──包括張君勱的老師,哲學家Rudolf Eucken──聯名發表的公開信,標題就叫做〈致文化世界〉(An die Kulturwelt)。該信中有一段這樣說:

所謂的「對我們的軍國主義宣戰」並非對我們的文化宣戰,我們敵人的這種偽善說法是虛假的。倘若沒有德國軍國主義,德國文化早就消失於地表。為保護德國文化,從德國文化中生出了軍國主義,誕生在這個幾百年來遭受他國無法相比的劫難的國家中。德國戰士與德國人民同心。這樣的意識在今日團結了7,000萬德國人,跨越了教育、階級與黨派的差異。

這裡可以看到另一種「兩國論」的變種:為了保存文化國,政治國(甚至軍事國)的存在也有必要。史陶芬堡早年也許正是在這種期待中投入了納粹並參加了戰爭。

▋德意志與歐洲的關係

華格納強調德國能夠保存事物之原樣,在德文中維繫了歐洲原初精神,因而若沒有德國精神,歐洲文化的精髓必將消失殆盡。這個定義「什麼是德意志」的方式必須很小心,事實真是如此?或者這是華格納的一廂情願?

在法蘭克福北邊,有一條羅馬帝國版萬里長城,叫做Limes(拉丁文limites),是西元6世紀以前的羅馬帝國邊境圍牆,與河流及高山一起構成了帝國疆界。這座大約550公里的長城隔開了帝國與日耳曼民族,而羅馬帝國時代歐洲最發達的文化區,絕對不在日耳曼族棲居的這一邊。即使在德意志的神聖羅馬帝國時期,文藝復興、啟蒙運動、人文主義這些歐洲文明的高峰,都不是從德國起源的。正因為如此,當年德國上層社會的子弟們在人格與知識培育過程中,會到義大利或法國壯遊(Grand Tour),最知名的例子就是在義大利住了3年的歌德。

不過華格納並不談德意志文化是否比南歐的文化先進,而是主張德國人對內在自由的堅持,對於舊價值與傳統的迷戀,對於語言、思想、詩歌的熱情,使得別地所孕育出來的文化成果能在德意志精神中被保留下來。《德國文化關鍵詞》即提及,在文藝復興之後,南歐的文化停滯,德國追上來、並保存了起源於南歐的歐洲古典與近代文化精髓。

不只是華格納這麼相信,許多德國偉大的文人都被認為,德國在歐洲文化走向衰退之時維繫了歐洲的起源。例如詩人荷爾德林翻譯了希臘悲劇《安蒂岡妮》,黑格爾也召喚了赫拉克利特、柏拉圖、亞里斯多德的思想去談辯證的概念,而海德格更是認為自希臘之後西方哲學都走錯道路,致力於回到原初的希臘──尤其是先蘇哲學家──並彰顯當代的德國有能力接連歐洲思想源頭的革命性力量。某次他拜訪了荷爾德林文獻館後,對同行的哲學家說:「當我思想時,有時候赫拉克利特彷彿就站在身旁。」(Wenn ich denke, dann ist es manchmal so, als ob Heraklit danebensteht)可見他對希臘思想的著迷。受他影響,他的學生也多從希臘著手發展自己的理論,例如漢娜鄂蘭、高達美,都致力把希臘思想帶到當代脈絡。可以說如果沒有希臘,就不會有今日的德國;但如果沒有德國對於希臘的研究,今日我們對於希臘的認知也將完全不一樣。

《德國文化關鍵詞》中「文化國」一章中就提及,德國人見到希臘這個政治實力虛弱的國家,卻在文化上具有絕對的影響力,知道文化國的重要,因此認為德意志民族對人類文化精髓的掌握與保存,使得德國人成為當代的希臘人。

只是必須提醒的是,德國當然在保存西方傳統上有極大的貢獻,可是在納粹時期,曾經有不少學者試圖提出各種論述,讓德國獨佔這種貢獻,進而合理化德國作為歐洲文化的正當繼承者以及拯救者的說法。這種道統論述,很可能被挪用為政治論述。

▋結語:以天才作為脫罪證明

「什麼是德意志?」這個問題,對許多非德意志人來說也具有難以回答的尷尬。因為,這樣一個強調內在自由的民族,卻也曾經建立了一個最法西斯的國家。

以華格納為例,他是一個德國文化中的巨人,可是其〈什麼是德意志?〉對於德國的觀察卻也有許多今日不再能接受的面向。例如他相信德國人與民主的格格不入、他對戰爭及尚武美德的推崇,更讓人難以面對的是華格納對猶太人的敵意。猶太人在華格納心中是不懂欣賞音樂之美的民族,也是德意志民族用以建構自己的外在敵人。簡單地說,他心中的德意志民族不只是德意志的,還是非猶太的。

這種反猶主義讓他在德國文化史上扮演了一個尷尬的角色,他的音樂如此德國,以至於威廉二世、希特勒與無數德國人都為之著迷;可是其藝術成就卻又是普世的,我們不可能談論古典音樂而把華格納略去。如何面對華格納?這也是如何面對德國的問題。熱愛德國文化的人也必須面對這樣的不安:這個詩人與思想家之國,卻同時又曾經是驅逐並屠殺另一個民族的國家。

瑞士作家Max Frisch曾經這麼形容他對德國的觀察。他自小對德國古典音樂及文學懷著熱情,視德國為精神上的家園,可是最後德國竟然成為人類文明史上最野蠻的國度,他問:「如果那些與我說著同樣語言、熱愛同樣音樂的人類,都無法確保自己成為非人類,我又如何能保持樂觀,確信自己不會成為非人類之一?」

在戰爭剛剛結束的一篇日記中,他記錄著他那一代人的尷尬──或者其實也是我們這一代視德國為精神家園的人的尷尬:專精且著迷於巴哈、韓德爾、莫扎特、布魯克納等人的藝術的人,也能夠同時以屠殺者的身份出現。這種奇特的人類存在形式,Frisch稱為「美學的文化」(eine ästhetische Kultur),其特徵是分離(Unverbindlichkeit),在文化與政治之間能夠區分得乾乾淨淨,或者說在天賦與性格分離,在閱讀與生活之間分離,在音樂會與街頭之間分離。這是一種能夠思考最高深內容、卻又不妨礙犯下最低等行為的精神形式。

他說這是「作為道德精神分裂的文化」(Kultur als moralische Schizophrenie):「我們有多少次在談及德國時,都有人提出歌德、史蒂夫特(Stifter)、荷爾德林以及所有其他那些使德國偉大的人,且是在這樣的意義上提出來:以天才作為不在場的脫罪證明(Genie als Alibi)。」

Frisch說得沒錯,面對德國,我們確實都不由自主地援引天才們對於人類文明的貢獻,來為德國對人類文明的毀滅作出某種辯護──這其實也是我們心中的「內在的衝突」(Zerrissenheit)。我想從另一個關於華格納的故事,說明這種「不能不原諒德國」的衝突心情。

在波蘭裔文學批評家Marcel Reich-Ranicki的《我的一生》(Mein Leben)中,有一章〈最美的逃逸──劇場〉,描述他童年所見納粹掌權時期的柏林劇場。當時許多苦悶的德國人,都到劇場中尋求慰藉;許多有理想的劇作家與演員,也藉著劇場表達對納粹政權的抗議。Reich-Ranicki就常常去劇場。當時他年紀太小,按理不能進去,但是當時的柏林已經沒有人在意誰能進劇場誰不能進的問題。Reich-Ranicki用一個字形容他當時的心情:「相反的世界」(Gegenwelt)。他在劇場裡尋找與第三帝國相反的世界,他相信,很多人走進劇場都懷抱著相同的心情來此尋找精神救贖。

只是有一個例外,就是華格納的歌劇,那非但不刻劃相反的世界,反而是帝國的、是純粹德意志的世界。他這麼回憶聽到華格納的情形:那時他13歲,姊姊帶他去看《紐倫堡的名歌手》,那是歌頌德國民族與帝國的藝術。但是即使他身為絕不能融入德意志民族主義的猶太人,還是一下子就被迷住了。他寫道:「直到今天,不再有任何歌劇能夠比《紐倫堡的名歌手》給我更多愉悅、更多快樂,也沒有任何其他歌劇比《崔斯坦與伊索德》更能強烈而深刻地觸動我、激動我。」

很多年後一個電視主持人問他,為什麼他會推崇華格納這種「憤怒的憎恨猶太人者」?他不假思索地回答:「這個世界上過去曾有、現在也有許多高貴的人,可是他們既沒寫過《紐倫堡的名歌手》,也沒寫過《崔斯坦與伊索德》。」

他還寫了另一個片段:1958年的3月,他在華沙跟作曲家Hanns Eisler一同籌備一次布來希特劇本的演出(Eisler是投身東德社會主義的奧地利作曲家,《德國文化關鍵詞》中的「浮士德博士」一章亦有介紹)。閒暇時他們一起喝酒聊天,Eisler一開始與Reich-Ranicki閒聊許多音樂界的軼事。後來逐漸講到華格納,Eisler不停地痛罵華格納,彷彿有說不盡的怒氣。最後他終於停了下來。Reich-Ranicki抓住空檔立刻說:「是啊是啊,Eisler先生,您剛剛所說的,可能都是對的。我也很能理解。可是,他卻是寫了《崔斯坦與伊索德》的人。」

Eisler沉默,整個房間變得安靜無比。過了一些時候他才細聲地說:「那是完全不一樣的,那是音樂。」4年後Eisler去世,Reich-Ranicki在報紙上讀到他去世的新聞,上面報導著這位偉大的猶太音樂家,要求在他的靈前演奏《崔斯坦與伊索德》。

(本文為作者於2017年5月9日在台北誠品敦南店針對《德國文化關鍵詞》(麥田出版)一書之演講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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