蔡慶樺:德國人如何協助高齡生活?專訪黑森邦議員克拉芙—以瑟蔓

2017/02/17

photo credit: Shutterstock

克拉芙—以瑟蔓女士(Irmgard Klaff-Isselmann)畢業於波昂大學法學系,長年擔任基督教民主黨黑森邦議員,問政重點為婦女議題、教育政策、老年政策等。目前擔任達姆施塔特婦女協會主席、達姆施塔特老人諮商協會主席(Seniorenrat Darmstadt e. V.)、年長者協助專業會議委員(Fachkonferenz Altenhilfe)、達姆施塔特失智症患者友善城市委員會委員、黑森邦懷孕者諮詢委員會主席(donum vitae Hessen)等。

克拉芙—以瑟蔓長年耕耘社會福利議題,尤其在議會與民間團體對於老年政策的關注及努力深受肯定,曾擔任基民黨團相關政策發言人,其兼任立法者與第一線工作者的專業經驗值得參考,以利台灣讀者更深入觀察德國老年化社會的各面向議題,提供我國未來借鏡。本次專訪由作者於2017年1月23日在基民黨達姆施塔特市(Darmstadt)辦公室完成。


黑森邦議員Irmgard Klaff-Isselmann。圖片來源:
Irmgard Klaff-Isselmann官方網站

▋努力提高生育率

問:我們知道德國是個老年化社會,台灣也在邁向老年化的路途中,因此台灣很關切德國面對的老年化問題。我們有著一樣的結構因素,例如,台德都面對少子化問題……

答:是嗎?我很驚訝台灣也有這個問題。我相信台灣與德國一樣,現在女性也必須兼顧家庭與工作,影響了生兒育女的主客觀條件。因此我們在立法上做了一些鼓勵生育的措施,例如產前6週帶全薪休假在家待產,產後8週帶全薪休假。之後如果請育嬰假,最多可請3年,期間可得到育兒津貼(Erziehungsgeld)。也可以是男性請育嬰假──我們甚至有一些鼓勵男性申請育嬰假的措施,以讓男性負起更多父親的責任。這在以前的時代比較難以想像,請育嬰假的男性以前會面對同儕壓力,但是時代逐漸改變了。

問:這些立法措施確有效果,去年年底有統計數據指出,德國生育率提高到1.5,是30幾年來最高?

答:是的,但是還是不夠,女性在職場上還是要付出許多代價,不容易說生就生。例如傳統的德國家庭是男性賺錢養家,女性生育持家,但是現代,女性也投入職場,也受良好教育。可是目前女性仍然必須承受職場的不利條件,例如同工不同酬。根據統計,平均來說,同樣職位同樣工作內容的女性如果要與男性同酬,她必須多工作約22%的時間,因此每年會設定一天為同酬日(Equal Pay Day)以彰顯此問題。今年同酬日在3月18日,意思是,女性平均必須多工作到3月18日,才能獲得去年男性的年薪。因此我們在立法工作上也通過了同工同酬法律,以改善此情形。

順帶一提,為了改善此不正義,我們另外也正在與聯邦政府協商,擬通過法律,改變薪資保密條款,讓負責同等工作的人可以檢視同樣工作的同事薪資情形。當然這個法律遭遇甚大阻力,因為可以預見企業將被迫大幅提高人事成本。不過女性就業問題是另一個議題了。

▋讓高齡者有更豐富的晚年

問:除了影響少子化外,我們也必須思考長者照護的問題。以往的社會裡,傳統上男性掙錢,而女性主內,也在大家庭裡直接負起照顧長者的責任。可是今日的勞動環境變遷,也導致長者照護必須有不同的方案。

答:德國情況確實如此。尤其是鄉下家庭中,男性必須去城市工作,長者多需依靠女性的照護。可是,現在的勞動方式愈來愈彈性化、全球化,勢必有愈來愈多人不斷遷徙,再難撥出如以往的時間與精力照護長者。這個時代,如何能確保父母年老後仍能過得好,成為子女們最大的難題。

問:如何有尊嚴、安全地老去甚至死去,真是各國人民面對的共同難題。有位日本學者幾年前曾寫了《下流老人》一書,討論許多年長者必須處在貧窮孤獨的無尊嚴狀態裡過完餘生,這種情形目前台灣也愈來愈有感。我們對於德國的情形以及因應方案很感興趣,在德國的年長者面對何種可能困境?我知道您在民間團體上積極投入協助年長者的工作,可否請您先大概介紹您的工作?

答:我長年擔任達姆施塔特老人諮商協會(Seniorenrat Darmstadt e. V.)主席。這個協會宗旨是從各方面協助長者過有品質的生活。協會協助對象包括仍有自主活動能力以及無活動能力的長者。我們40多年來定期至各養老院拜訪住戶,為他們讀報、一起散步、聊天等等,因為許多老人的兒女都在遠方,過著與外界無連結的寂寞晚年。

此外,我們也設立了2個網咖,讓年長者來使用,並提供協助或諮詢。許多老人來此,希望我們幫忙設定帳戶,與遠方的兒女們視訊或電郵聯繫;也有老人希望添購新電腦或各種3C產品,但是無法弄清楚五花八門的各種款式與複雜功能,來此尋求建議;也有老人們來學習如何加工處理他們拍的照片,學習簡單電腦技能。我們會收取一小時3歐元費用,以支付場租設備。這種老人網咖的特點在,提供一對一輔導,而且講師本身都是年長者,清楚老年人的問題。這個服務已經營運15年,受到極正面迴響,因為許多老人在資訊問題上往往怯於求助自己的家庭成員,這裡可以得到最友善而有耐心的服務。

另外我們每年評選老人友善商店,頒發獎章。標準很多,例如:是否提供刷卡服務(以免老人帶太多現金出門)、服務態度(例如服裝店是否協助肢體不方便的老人試穿)、是否提供送貨服務、無障礙環境(方便輪椅及撐拐杖者進入、椅子有扶手以便老人可以起身)、標價是否清晰(不少老人必須量入為出,如果標價不是可清楚辨認,某些人也許必須詢問價錢後再把商品放回,造成尷尬狀況,我們想讓所有老人可以自己衡量價錢)等等。

此外,每年我們辦理年長者日(Seniorentag),在極大的會議廳,來自各地超過80個與老人相關的機構、協會、企業等在此設展,提供諮詢服務。例如養老院、醫院、照護企業、智能家庭打造企業、心理協會、運動健身中心等等,甚至也有殯葬業。非常多老人會來參加,因為能獲得充份資訊,也與其他老人建立聯繫網絡,避免因為資訊落差降低老年生活品質,也避免老年孤獨化。

問:另外,我知道您也致力於打造對失智症者友善城市,可否談談?

答:失智症者的行為模式會有異於平常,我們的工作就是啟蒙的工作,讓大家更認識失智症,也更知道如何與失智症者相處。例如,失智症者可能在購物時不知如何付帳,無回家能力,我們希望附近的商家與鄰居都有相關知識,不會在出現症狀時不知所措。另外我們也會輔導初期患者及親屬,更了解這個症狀,知道如何與之共處。

▋令人頭痛的退休金

問:您可否談談老年貧窮化問題?過去幾年來愈來愈常在媒體上看到相關報導,也許這個問題是因為退休金不夠?台灣目前也思考如何解決退休金問題,大概的方向是退休者少領、勞動者多繳、以及延後退休。德國如何解決老年貧窮化問題?

答:德國差不多也是從退休者少領、勞動者多繳、以及延後退休著手解決退休金不夠的問題,我認為沒有其他的工具。目前德國不能說有真正的老年貧窮,至少我們還有基本生存保障(Grundsicherung)。但是退休金確實愈來愈不夠,尤其是年長女性最受影響。以前是這麼運作的:德國戰後重建提供大量工作機會,幾無失業問題,而夫婦結婚後,男性賺錢女性顧家,男性的退休金可以照顧2人晚年,即使男性過世了,女性也能繼承其退休金,雖然只是部份,但也足夠生活;可是這個時代,一來出現失業問題,不是每個人都有足夠年資累積足夠退休金──尤其女性,即使有工作,也常常為了兒女辭職,工作年資根本不夠;二來維持終生的婚姻愈來愈少,我們已經無法期待女性能依賴另一半的退休金安度晚年。

如果我要確定自己退休金足夠,首先最好就是我有一份工作,但是總體社會也必須有足夠的勞動者,以撐起退休金這個大水池。目前德國景氣很好,從來沒有過那麼多勞動者,因此我們的世代間契約被足夠就業狀態順利延續下來。不過問題在,有愈來愈多的低薪工作,以致在職時繳交的退休金比例太少……

問:或者甚至是無須繳交社會保險費的微薪工作者(Minijobber)……

答:是的,這些都使得他們必須依賴德國社會法訂定的基本生存保障制度才得以勉強存活。我另外看到一個職場變化是,以前德國許多企業因為資深員工的薪資太高,很早就讓他們退休了,很多人從55歲就開始領退休金,這在今日已經不可想像。現在不但不能提早退休,還要延後。企業發現一個問題:這些資深員工雖然貴,但是其豐富知識與經驗是公司資產,應該善用;且少子化下,根本招不到足夠的新進優秀員工。我們也知道德國依靠自己的下一代是無法完全填補勞動力空缺的,因此我們需要外來者,需要移民。

問:例如,倘若沒有來自東歐的人力,德國的照護系統可能就要瓦解了。

答:是的,不只照護,醫療也是,還有資訊、機械等等產業,都需要外來的人口提供動力。

問:您剛剛提及女性在退休金上較男性更居劣勢。我想起前一陣子看「嚴厲但公平」(Hart aber fair)節目時(按:這是德國每週一晚播出的收視率極高政論節目),討論了女性可能工作幾十年後只有700-800歐元左右退休金的困境……

答:平均來說,德國女性退休者的退休金大約每月650歐元。而男性平均月退休金是1,250歐元,接近一倍差距。您可以想像,許多女性的薪資低,工作年資扣除那些在家照顧家庭的時間後,所剩無幾,退休金自然少。如果她先生有退休金,還可補足這一塊;即使先生過世,她也可以繼續領55%的先夫的退休金。當然,前提是一直維持婚姻關係,而這是這個時代的難題。

▋照護新法的改進

問:再談談年長照護問題。我認為今年新上路的照護法是很好的制度,因為在新法律的精神裡,強調老人如何維繫自主行動能力,希望需照護者生活也能盡可能正常化。不知您對這個法律的評價如何?

答:新的照護法確實更好,因為透過更細緻的分級方式,判斷被照護者的等級,對於疾病的區別更加到位。例如這部法律在修改前未納入失智情況,因為以前大家不清楚失智症,不能設計出相應的制度。但現在已經把失智症加入照護法中了。

問:新法還提高了在舊制度被納入者的補助額。可以預見這個新的制度,需要國家投入更多資源、編列更多預算才能推動。幸好這幾年來德國稅收情況非常傲人。

答:是的,國家必須投入更多,但是可以讓受影響的家庭從更早期階段減輕負擔。從舊法到新法沒有改變的是,家庭成員仍然必須負起相對的責任,例如,如果我的父親需要長照,如果我有收入,必須負擔部份費用,其他則由國家會提供適當協助,當然前提是我付的長照費用不會影響我的生活;如果我沒有收入或者收入太低,則不需要支付。

假設,我父親現在必須去住養老院,每月必須繳交3,000歐元,他的退休金可以支付1,000歐元,他的長照險也支付1,000歐元,如果他沒有家屬,則政府支付另外的那1,000歐元不足額──不過當然,政府不會讓他去住什麼豪華的養老院。

但是,政府知道我是家屬,會先要求我支付這筆不足額,社會局會檢視我的收入、支出、家庭狀況等,以決定我能支付多少。如果我有一個哥哥,可能我們就必須各負擔500歐元,或者視收入狀況分攤。作子女的當然要奉養父母,但是子女也必須能夠順利生活,這就讓社工人員詳細評估。

▋該不該把阿嬤送去東歐?

問:子女也得生活,確實是在談及照護長輩時一個論點,因此我們近年來常常看到媒體報導「出口阿嬤」(Oma-Export),我並不喜歡這個字,不過媒體非常喜歡用。您如何看這種把長輩送到東歐或其他照護成本比較低廉處的現象?

答:這個字、這個現象,真的非常糟糕。我第一次聽到這個字時,非常震驚。我知道很多德國年長者去泰國養老,大家都說泰國人友善、氣候好、物價低廉等等,或許。可是,很多德國老人只會說德語,讓他們年老時到一個語言不通的地方,或許客觀上環境很好,可是週遭的人說的是泰語,你必須使自己處在絕對的心理隔絕狀態,才能接受這種陌生環境。因此我不會「出口」家裡長者。

問:不過,現在東歐愈來愈多養老院僱用會說德語的員工,因為德國長照市場很大,因此愈來愈多東歐養老院特別針對德國客戶需求。

答:那就好些,起碼我可以溝通。但是,那還是異國的陌生環境,我是被「遣送」去的,我失去了朋友圈,家人也很少或甚至不會來看我。我們的社會的根被拔除,去那裡,只是為了等死而已,這實在是可怕的事。

問:確實,因此我在《週日版時代週報》上讀過這樣的評論:我們把父母送到東歐去,然後就把他們遺忘在那裡。聽起來很淒涼,可是我也看到了相對的意見,有些人會質疑,難道作子女的要為了父母付出一切嗎?

答:關鍵就在這裡,在德國,作子女的是不需要為了父母付出一切的。如同前述,子女必須負起奉養責任,但是必須在合理限度內,國家會從旁協助。我認為在這種託詞的背後,其實是美好傳統的喪失,父母多年來為我們付出那麼多,不只是金錢,也從各方面撫養我們成為一個健全的人,可是,我們在此時代中只看到自我,那些家庭互屬關係都被金錢計算掩蓋了。在家庭中必須有「義務感」(Pflichtbewusstsein),可是很多人在面對照護時的身心與金錢負擔時,便全然放棄了。家庭是有甘有苦的場域,不能只是樂趣所在,一旦有負擔時就選擇不要。

問:我們有一句話「久病床前無孝子」,大概是這個情況吧。但我想,病床前的孝女也許比孝子多些,如我們一開始談到的,很多家庭的照護是由女性來承擔,要嘛是還健康的老妻,要嘛是女兒或媳婦,政府怎麼支持這些女性呢?

答:確實女性是照護系統裡的關鍵者。如果你選擇照護自己的家人,會得到一定薪酬。現在有一個法令,允許你留職帶薪照顧家屬,所謂家屬不一定要是直系雙親,也可以是阿姨、阿嬤等等親戚。在這個留職階段,我會得到部份原來薪資(由長照險與退休金支付),國家也繼續支付你在職時要繳的退休金,這如同育兒津貼制度,但當然我無法無限期地留職下去。不少女性便利用這個制度帶薪方式照護自家長者──申請照護假的男性遠遠少於女性。這是個好制度,因為當我的父母需要照護時,我年紀也不輕了,倘若為了照護父母必須辭去工作,我將無法重返職場,這個制度找出了一個家中長者急需照護時的救急方案。

▋不主動安樂死、但能間接協助

問:我想問另一個老年相關問題:安樂死。這在台灣是禁止的,去年台灣一位知名的新聞界前輩,因為受病魔折磨,致信給總統希望通過安樂死法令。目前這在台灣仍在討論中,沒有什麼共識。德國似乎已有初步共識?

答:這初步共識也是經過多年爭辯協商,得來不易。一年多前做成的共識為:「主動的死亡協助」(aktive Sterbehilfe)仍被禁止,意思是不可以有任何人給我致死物質,以讓我死亡,家屬不行,醫師也不行;自殺可以,但是自殺的藥物你得自己想辦法弄來。可是,我們認為,人必須在尊嚴中活著,也能在尊嚴中死去。

例如,我病重了,必死無疑,這個病也使我痛苦萬分,其痛楚程度已使我無尊嚴生活可能,這時醫師可以改變治療方式,例如加重我的止痛藥劑量,以減輕疼痛,即使知道加重劑量的後果是使我不可避免的死亡提早到來。此時的醫療目的已不是治癒──畢竟已不可能治癒──而是減輕痛苦,以較有品質的方式活著,雖然這醫療手段將加速我的離世歷程,間接促成死亡。這就是間接協助(indirekte Sterbehilfe),是被允許的。

我認為每個人都應該先立下病患意願書(Patientenverfügung),這在網路上都有範本。意願書的目的在於,確保如果有朝一日我喪失自主維生能力時,不會被強迫進食或者接上機器維生。不只是老人,年輕人也應該寫意願書,想像未來如果自己在不治時,想要如何被對待。例如在只能依賴機器維繫生命時,醫師就可以按照病患意願,關掉機器,這是被動的死亡協助(passive Sterbehilfe)。

問:但如果沒有先寫好意願書?

答:那就棘手了。最重要的是,尊重病患意願,而非讓病患的任何親屬在違反病患意願下做決定。但是意願書裡也可以交代,如果我在無能力的重病情形下,誰能幫我做決定,這個代理人不需要是直系血親或配偶,甚至也不需要是親屬,也可以是我信賴的醫生或朋友,或兩個以上代理人(但必須做出共識決)。不過因為責任重大,通常是親近的家人才肯作為代理人。

總之,這些制度與多年後協商出的共識,都是建立在《基本法》第一條的精神上:人性尊嚴不可侵犯。我的人性尊嚴必須直到我過世時都不被侵犯,因此無人可被允許殺害我(不可主動協助我死亡)。但是在嚴格條件限制下,可以間接協助我死亡。

▋以更正面的態度面對老年與死亡

問:比較棘手的是,如果我無法表達意願,甚至成為植物人?台灣即有著名案例,是父母照顧成為植物人的女兒一輩子,求安樂死而不可得的。

答:如果可以證明絕對不可能恢復,而病患只能依賴機器維生,也就是被證明只是軀殼,無意識,則可在無意願書下被停止維生機器。那個「Tuğçe A案例」就是這情況,但是我必須說,這個門檻是非常高的(按:指的是2014年時,大學生Tuğçe A,在麥當勞停車場上被一名18歲的男子毆打重傷。當天,兩個未成年少女在麥當勞裡被一群男子調戲,逃入廁所裡,男子們追進了廁所,Tuğçe在旁見到,挺身而出保護這兩個她並不認識的小女生,與男子們爭吵。麥當勞的員工們沒有介入。小女生後來逃走,Tuğçe在外面的停車場上被洩恨的兇手毆打昏迷。經過兩週的搶救後,醫生宣布已腦死,家屬含淚同意停止一切維持生命措施,在其23歲生日時拿下呼吸器)。

問:正是因為門檻極高,《明鏡周刊》報導,愈來愈多人去允許主動死亡協助的瑞士尋求早日解脫。

答:這已經是一門昂貴的熱門生意。在我辦的長者日活動,也曾經有瑞士的這種業者來接洽,希望能夠擺設攤位提供服務,但我們無法答應,因為這在德國並非合法。

問:對於安樂死的接受程度也與文化有關。在我們的文化裡仍然存在著好死不如賴活著的說法。

答:我其實也這麼相信。德國的法律要通過前,我們召開非常多次公聽會,我也與很多平日即深思熟慮的練達之士作了非常鞭辟入裡的討論,其中很多人平日也多有面對死亡經驗,幾乎所有病者都說:當某天我不行的時候,我會選擇死亡;可是這些人在真正面對死亡時,都幾無例外的緊緊抓住了生命。我們現在都說得容易,可是當你進入那個極限後,你才有可能知道自己會做什麼決定。我們都會說希望尊嚴地走,但是大多數的人卻在最後寧可選擇多留一天。

這個社會對於死亡的理解其實是不夠的,我推動簽署意願書,也是希望藉此能夠打破死亡作為禁忌議題,讓家庭成員開始談論死亡。德國家庭畏於面對死亡議題,我們都只願意談論後來者,不願談論將離開者,家庭加入新成員總是愉快,而家庭失去一個成員令人悲傷,我們便寧可不想像、不談論這個可能。可是我希望老時以什麼狀態活著,難道不重要嗎?談論死亡不是為了死,而是為了生。我舉辦長者日,會有整個家族來尋求諮詢,最大的意義就在於,正視年老,讓死亡成為一種可被討論的議題,而也藉由討論死亡,家庭中每個人都知道如何因應最糟糕的狀況,不只知道長者希望怎麼死去,也知道長者想過什麼樣的生活,我們晚年的生活尊嚴才得以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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