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nsere Mütter, unsere Väter》劇照。 圖片來源:openedition

《我們的母輩父輩們》(Unsere Mütter, unsere Väter)這部描述二次世界大戰歷史的影集,是近年來德國影響力最大的電視作品,在近年來充滿好萊塢產品的德國影視市場上異軍突起,也不只在影劇圈引起迴響,甚至外銷歐洲其他國家與美國,在歐美文化界、學界、政界都引起激烈辯論。

這部影集是德國第二公共電視台(ZDF)於2013年為紀念50週年台慶而推出的重要作品,由德國知名的歷史類電影製作人尼可.霍夫曼(Nico Hoffmann)召集一流團隊,耗資1,400萬歐元,費時9年製作,一推出即獲得空前成功。影集共有三集,副標題分別為:另一段時間(Eine andere Zeit)、另一場戰爭(Ein anderer Krieg)、另一個國家(Ein anderes Land)。三集播出時在德國分別獲得20%到24%的收視率,657萬人到722萬人收看;上映3個月以後也在波蘭、瑞典等歐洲國家電視台播出,並在波蘭取得跟德國一樣高的收視率;另外英國、美國也購買影集版權,以「戰爭世代」(Generation War)為名播出。 

▋一場戰爭,五個好友,五種命運

劇情描述5個20幾歲的年輕柏林人,在1941年夏天,因為戰爭的緣故即將各自踏上各自的人生路途。他們以為這場戰爭幾個月內就會結束,他們的人生不會有太大的改變,遂約定了那一年的耶誕節在柏林重聚。威廉(Wilhelm)帶著弟弟弗里德荷姆(Friedhelm)從軍,為實現父親「為德國帶來更好未來」的願望,踏上了往蘇聯的東方戰場;夏洛特(Charlotte)暗戀威廉卻不敢表白,也去了東歐的前線在野戰醫院擔任軍護;餐廳服務生格莉塔(Greta)與裁縫師猶太人維多(Viktor)相戀,被視為種族恥辱,努力的想為維多找到生路,也想在那個亂世靠自己的歌聲出人頭地;維多在格莉塔幫助下逃離德國,最後還是被解送到東歐,在前往集中營的路上逃亡,與波蘭反抗軍一起對抗納粹軍隊,最後必須持槍與昔日好兄弟為敵。

那大時代裡的5個平凡人,經歷他們無能為力的歷史發展;都是正常的人卻生存在不正常的年代,而那個年代的不正常,又將他們改造成瘋狂而可悲的集體之一。威廉認為殺害平民與戰俘是不正確的事,弗里德荷姆對戰爭反感而被同袍譏笑為懦夫,夏洛特想盡醫護人員的天職為蘇聯戰俘療傷,格莉塔想救猶太人男友,維多想重回自己的家園,那個視他如敝屣的家園;最後每個人卻都得走上他們不願意走的路。

一場戰爭,5個好友,5種命運。每個人的命運不同,但都是悲劇。最後雖仍在破敗的柏林重逢,但那並非當年以為的很快會來到的耶誕,也不再認得清他們相識相愛所在的家園了。

5名年輕朋友的道別,還不知道等在面前的未來是什麼。圖片取自英文版官方預告片

▋德國克服歷史工作的高點

《我們的母輩父輩們》的故事由劇本作家科迪茲(Stefan Kolditz)參酌霍夫曼父親及其他士兵參戰的親筆日記,花費6年時間寫成;同時製作團隊收集了無數史料,諮詢許多史學專家,影集段落間也穿插著紀錄片影像。這種力求真實性的拍攝方式,使得影集難以被純粹歸類為劇情片或紀錄片。

近年來德國電視製作的高品質影劇節目幾乎都有此特色,例如同樣是第二公共電視台於2008年推出叫好又叫座的紀錄電影「德意志人」(Die Deutschen)就是這種歷史娛樂(Histotainment)或紀錄劇(Dokudrama)代表;而《我們的母輩父輩們》一方面力求真實,另外一方面又設計了張力十足的情節,更把這種文類發揮到極致,上映後便獲得國內外無數大獎,包括巴伐利亞電視獎、德國電視獎、德意志學院電視獎、艾美獎等等。德國幾乎所有重要媒體都做出高度正面評價,《明鏡周刊》甚至稱這部影集代表了「德國克服歷史工作的高點」(Kulminationspunkt der deutschen Vergangenheitsbewältigung)。

這部影集成功的因素有很多,我認為最重要的是,從另一種角度看待戰爭與歷史,說出沉默於德國歷史中的父母那一輩、祖父母那一輩親身經歷過的故事。參加戰爭、參加一個邪惡的黨、相信一種不值得相信的意識形態,並不是每個人都願意提起的往事。二次世界大戰在學校中,必須按照正確的方式被教導。可是離開學校,很多德國家庭從來不願意提起二戰,假裝不曾發生過。但是那些傷痛一直沒有痊癒,直到這部影集把那些平凡的德國人經歷過的痛苦暴露出來,這正是這部影集能夠造成這麼大迴響的原因。

影集上映前,《法蘭克福廣訊報》當時的發行人徐爾馬赫(Frank Schirrmacher)就呼籲每個德國家庭,都應該讓小孩子與他們的父母及祖父母們一起觀看這部影集,一起討論那些年發生的事情。

這部影集中有典型的壞人,那些殘殺無辜平民、小孩與戰俘的納粹軍官,把無數猶太人解送到集中營的秘密警察。可是也有如你我一般軟弱的非邪惡之人。這些常人都有情感與理性,在一些善惡分明的關卡上依然難以抗拒結構的力量。例如威廉最後還是得違背國際法規定槍殺了戰俘;弗里德荷姆還是跨過了心裡的掙扎開槍,融入了帝國軍隊的體系;面對教導自己醫療技術、並一起為德軍救死扶傷的烏克蘭醫生,夏洛特還是舉報了她的猶太人身份。他們都不是自願的、狂熱的希特勒幫兇,不熱衷納粹宣傳的種族意識形態,對於是否真能在東線戰場戰勝,也心有存疑,但最後還是捲入了這場戰爭,讓這場戰爭改變了他們的一生。

那改變了母輩父輩一生的戰爭,也在這一代家庭中留下一個無法碰觸的禁區。因此這部影集播出後,網路上討論非常熱烈,許多德國青年人表示看了以後震撼不已,終於能想像沉默不語的父母們曾經經歷過什麼樣的歷史,做出什麼樣的決定。而許多親身經歷過那場戰爭、現仍健在的老一輩人,也投書媒體說他們如何帶著淚眼、鼓起勇氣看完這三集。

也許這是媒體所說「德國克服歷史工作的高點」之意:戰後多年來,德國人承擔其應負的罪責,可是當年雖然許多人是希特勒的狂熱支持者,但有些人卻是不得已地打這場戰爭,甚至也以不同方式成為受害者。製作人霍夫曼說,戰後在處理戰爭歷史上,德國一直只有一種歷史教育:如何負起罪行與責任。可是那些直接的個人記憶、那些德國人的情感與創傷,我們都假裝不存在。他製作這部電影就是為了探索,我們的父親們母親們在那個年代留下了些什麼記憶,經歷過了哪些悲痛。

換句話說,這些年來所做的克服歷史罪責的工作,是時候再加上克服悲傷(Trauerarbeit)了。 

英文版官方預告片:

▋如果不是我們的父母們,還能是誰?

這部影集成為關注焦點,不只因為其美學表現、流暢敘事,還在其中呈現出的許多爭議。

首先,善惡之間的界線與敵友之分不再那麼明確。德軍中當然充滿著許多狂熱的納粹份子,可是也有好人,甚至也有受害者,例如軍護夏洛特想醫治蘇聯傷兵卻被軍醫拒絕;威廉看到同僚受蘇聯勸降放下武器時,沒有譴責,只是同情地說了句「祝好運」,他自己也逃離了德軍軍旗,成為叛國者。可是這些都是受到希特勒感召,熱愛祖國而上戰場的人哪。他們不符合戰後黑白分明的歷史教科書描述,不符合極端邪惡的納粹份子形象。

其次,劇中描述波蘭反抗軍也反猶。例如波蘭反抗軍說猶太人與共產主義者及俄國人一樣壞,「我們會像淹死貓一樣淹死猶太人」。面對波蘭觀眾的質疑,製片認為歷史上,波蘭確實也存在著反猶主義者,影集裏放入這些片段,在某種程度上反映了史實,也是創作者的自由。

另外,影集也呈現了德國敗戰時的片段。戰後歷史把蘇聯戰勝德國那一天視為德國解放日,可是,也有學者和政治人物批評,蘇聯紅軍的解放,對部份德國人來說──尤其是在東歐的德國人──卻是報復行動下的強暴、流亡、殘殺。這些德國人的傷痛向來難被正視,但是在這影集中,涉及了這個難堪的歷史時刻。

而影集的最後,同盟國佔領下的德國,竟然繼續僱用納粹時代的秘密警察,讓漂白的納粹協助重建德國,更是呈現了一種諷刺的共謀關係。返家的受害者驚訝地問盟軍:「原來你知道那人是納粹?」這個無奈的提問點出了戰後初期政治凌駕正義的困境。

在這些爭議下,這部影集引起波蘭人的抗議,一位曾經參與反抗軍者便上法庭控告製片團隊,為此製片團隊必須赴波蘭出庭應訊。

在美國,3集被併為5個小時在劇院裏上映。許多影評嚴厲批評。雖然也有媒體認為這部影集到位地看見了極權主義的本質,但是大部分美國人並不接受這部影集的立場。《紐約時報》就認為製片雖然也呈現了邪惡的納粹軍官與秘密警察,可是這些邪惡似乎並不來自納粹意識形態,而是天生的邪惡,所以對待猶太人、俄國人、德國人都一樣的殘暴。而個人的犯行,看來那麼身不由己。「一部很有問題的歷史電影」、「德國人自居為受害者顧影自憐的5個小時」、「如同納粹時代的宣傳電影」,美國媒體寫出了這樣毀滅性的影評。

即使在德國內部,也有不少批評聲浪。《時代週報》認為影片中刻意讓來自柏林的出身良好的主角們,以及全身髒污出言鄙俗的波蘭反抗軍們對立起來,是強化刻板印象的安排。德國知名的研究記憶與文化政治關係的學者阿思蔓(Aleida Assmann),也批評這部影集創造了一種「獨語的記憶」(monologische Erinnerung)──其敘事只建立在自身的經驗,忽略了其他的不同觀點,因而隔絕了對話的可能。

當然也有更多人與紐約時報一樣,認為存在著很可疑的「自居為受害者」的觀點。例如,一位不贊同影集觀點的觀眾投書媒體,表示對於影集獲得艾美獎感到不滿:「我只能認為這獲獎決定背後有政治因素。那麼具有災難性而導致誤解的歷史敘事方式(這部影集是純粹的漂白工具),不管影片品質再好,都不應該獲獎。我們的母親們父親們都曾經是犯罪者,如果不是他們,不然還有誰呢?他們並非像這部影集裡面描述的那樣是受害者。你以為納粹是怎麼產生的?從外太空無中生有嗎?從床底下憑空出現嗎?這就是這部影集想告訴我們的,而這就是問題所在。這樣一部影集在德國能夠獲得國家資金補助,本身就是一件醜聞。」

向希特勒行禮的市民。photo credit: Everett Historical / Shutterstock.com

▋希特勒的自願執行者們

1996年,哈佛的歷史學家哥德哈根(Daniel Jonah Goldhagen)出版其研究大屠殺的論文《希特勒的自願執行者們──平凡的德國人以及大屠殺》(Hitlers Willing Executioners. Ordinary Germans and the Holocaust),德文版同年上市,在德國引起了極大的爭辯。該書問了一個問題:為什麼德國會發生大屠殺?哥德哈根討論大屠殺發生的歷史條件,不同於其他學者從社會心理學角度談集體服從權威以及邪惡化,他認為納粹時代的平凡德國人們,一樣有其自身對納粹政權的評價判斷,也作出了自己的決定。換句話說,這些平凡無比的人民,在自己能夠決定的範圍內,主動參與了反猶主義,成為大屠殺的推動力。

更爭議的是,哥德哈根反對德國人在獨裁政權下不得不服從的說法。他認為服從權威並非德國文化傳統(至少在威瑪時期無此文化),而且從史料可看出,沒有人因為拒絕服從殺人命令而真的受到當時政權的處罰。那麼為什麼德國人那麼主動地服從納粹迫害猶太人?並不是因為納粹才催生了反猶暴行,而是德國文化中本來就存在著反猶元素,猶太人甚至是打造德國民族過程中的區別的他者,藉由迫害猶太人才成功地構造了德國認同。

這種命題──或者說這種指控──在德國學界投入震撼彈,幾乎德國所有重要史家與媒體都必須對該書提出的質問表態,形成了從學界延燒到媒體的「哥德哈根爭辯」。德國學者們多認為哥德哈根的研究方法與史料處理大有問題,可是,不管其命題能否成立,大屠殺研究此後不能忽視這個疑問:平凡而正常的德國人如何轉化為自願的殺人機器?

這其實也是《我們的母輩父輩們》問的問題。從哥德哈根的研究,更能理解美國人看這部影集的憤怒。不同於哥德哈根稱德國人是自願參與罪行的,影集描述那一代的年輕人,原來那麼單純甚至天真,可是在戰爭機器裡,年輕的靈魂逐漸被比個體自由更強大的邪惡力量撕裂,最後終於被改造為殺人機制的一部分。這種立場,隱隱暗示著「我們都是好人可是我們無能為力」的辯解。這種辯解當然是有問題的,細讀歷史,從來沒有什麼極權主義政體可以自行運作,那些國家機器的每一個環節,固然有邪惡者主導,但都缺少不了那些平凡的、單純的、甚至心地善良的小螺絲釘,如果不是他們,不然還有誰讓極權主義運作呢? 

但是這部影集並不因此就不值得觀看。正因為這些主角並不是邪惡的,才使我們能夠警覺,邪惡是如何的容易滲入我們的日常生活,甚至左右我們的思考方式。我們必須觀看並討論,為什麼如你我一般正常的人,那麼容易陷入迫害他人的體制中──不管是主動或被動?我們必須自問,我們都是與我們的父母們一樣的凡人,我們又如何能夠自信地說我們不會犯下那一代人犯下的錯誤?

▋我們內在最敗壞的那部份

有幾幕我無法忘懷。影集開始時,弗里德荷姆整理行囊,準備跟隨哥哥上戰場。在已無空間的行李箱裡,他堅持從書架上拿了幾本書塞進去。弗里德荷姆是一個理想主義者,是一個詩人,他代表的是我們想像中的德國──那個思想家與詩人之國。這樣一個國家,卻成為摧毀人類文明之國家,如同一開始拒絕開槍的弗里德荷姆,最後也放下了詩集,成為一個主動射擊敵人的忠誠士兵。

他以自身靈魂的毀滅,見證了上戰場時他對哥哥泣訴的那句話:這場戰爭,將會把我們內在最敗壞的那部份顯現出來啊。

另外一幕。威廉奉命去燒毀戰場上一個俄羅斯家庭,他提著汽油,闖入了他以為空無一人的平房。進了房子,看到的景像是,一對年老的俄國夫婦坐在餐桌前用餐,老夫婦與他相望,彼此靜默不發一語。在那個衝突即將爆發的時刻,老先生緩緩地提起茶壺,倒了一杯茶想請這位闖入他家的陌生士兵喝。

最後老夫婦的家還是被燒毀了。那麼極端的和平與暴力的對比,友誼與敵意的對比,並非想像。編劇說,這一幕來自製片父親日記裡的真實記載。

這些讓人震撼而難以言語的影像,我認為就是這部影集的貢獻。許多德國人被感動,因為影集回應了多年以來一個德國人不敢問的問題:關於二戰時候的歷史,戰勝國主導的國際秩序已經定下詮釋基調,可是,你們的記憶是真理,那麼我們的記憶呢?如何看待在那場戰爭中也被傷害的德國人呢?德國人多年來壓抑著自己的記憶與歷史詮釋,似乎都在這5個小時中被釋放。然而,這是阿思蔓批評的「獨語的記憶」嗎?我認為影片說出了更多的東西。

記憶當然必須建立在自身的經驗,這樣的記憶卻不一定獨佔所有觀點,對話依然可能發生。被釋放的不只是德國人觀點的歷史,還有更多值得這一代人深思處。這部影集中呈現的許多倫理道德困境與個人的軟弱,其實已經創造了思考與自省的空間。在今日極端政治勢力在政治版圖上鯨吞蠶食時,這樣的自省更為必要。幾無例外地,德國右翼政黨的支持者都堅稱自己是平凡無比的憂心公民,可是這部影集,正透過我們父輩母輩告訴了我們,再怎麼平凡的人哪,其內在最敗壞的那部份始終存在,所有我們珍惜的人類可貴之事物,一夕之間都可能毀壞殆盡。

我們父母們犯下的錯,我們不該忘記,就由這一代來補正。我們必須建立並捍衛一個防止人類內在最邪惡部份主導這個世界的制度,以使未來我們不再需要向子女們敘述親歷戰爭的恐怖,也許這才是治癒我們父母們受的創傷的最好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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