蔡慶樺:我愛著、被囚禁著、全心工作著──諾貝爾文學獎得主卡爾特斯辭世

2016/04/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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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可能抗拒對德國文化的愛?

諾貝爾文學獎得主,匈牙利籍作家因惹.卡爾特斯(Imre Kertész),於2016年3月31日死於布達佩斯的居所。在這個他從不認為是自己家園的故鄉,他以87歲高齡安息。

他是一個畢生熱愛德國文化的文人,雖然他用匈牙利文寫作,雖然他是匈牙利第一個、也是迄今唯一一個諾貝爾文學獎得主,但是晚年很長一段時間都住在柏林,直到帕金森氏症影響他的生活,才搬回布達佩斯。他在80歲生日時接受《世界週報》(Die Welt)訪問,甚至公開宣示自己對布達佩斯的鄙夷,說:我是個柏林人。這番言論在匈牙利引來各界嚴辭批評。

如果審視他的一生經歷,更讓人為他這樣對德國的熱愛感到不解。卡爾特斯生於1929年的布達佩斯,少年時期,納粹佔領了匈牙利,他必須佩戴著大衛之星住在猶太隔離區裏;1944年某一天,15歲的他在街上被納粹逮捕,便被解送到奧許維辛集中營,再被轉送到布痕瓦德集中營。1945年終戰後,倖存的他才離開納粹獨裁的陰影。這個曾經生活在德國獨裁政權帶來的死亡陰影的少年,卻一生喜愛德國文化,能說幾乎完美的德文,與其他恨著德國人的猶太人不同。

Imre Kertész。photo credit: Csaba Segesvári camera-man, CC BY-SA 3.0

一個原因是,他是天生的文人,而德國文化的力道與深度如此吸引他,讓他不能憎恨這個曾經孕育出那麼多文化的國度。在一個《時代週報》(Die Zeit)的訪談裡,他這麼自白:

「時代:德國對您來說,是個精神的與文化的國度。

卡爾特斯:我所有的教養學成,都是藉由德文來的。我讀德文。

時代:猶太裔哲學家楊科勒維奇(Vladimir Jankélévitch)在奧許維辛之後,就再沒打開過任何德文書籍,沒再聽過德國音樂了。

卡爾特斯:我無法理解這種作法。一個有學養的人,如何可能抗拒對德國文化的愛?」

這段話,不由得讓人想起前幾年過世的文學批評家萊西—拉尼茲基(Marcel Reich-Ranicki)那本名著《我的一生》中的一個片段。萊西—拉尼茲基也是個飽受納粹折磨的波蘭猶太人,一生熱愛德國文化,戰後長年在媒體上發表重要的文學評論,主導了《法蘭克福廣訊報》副刊以及德國文學方向,被稱為德國文學批評教父。他回憶他與奧地利作曲家艾斯勒(Hanns Eisler)初次見面的過程:艾斯勒不停地咒罵著支持納粹的德國音樂家華格納,萊西—拉尼茲基看著那無法停止的怒意,心想,他不可能真心討厭華格納,如此打從心底恨一個作曲家的人,在他的炙熱的批判中已經洩露了那其中的愛恨交織(Haßliebe)。

艾斯勒罵了好久,最後萊西—拉尼茲基淡淡地說著:「是啊,艾斯勒先生,您批評的這些內容,也許都是對的。我都同意。可是,這個可怕的華格納,他卻是那個寫了《崔斯坦與伊索德》的人哪。」

艾斯納沉默許久,無言以對。最後,他輕聲地說:「這是完全不一樣的事情。這是音樂。」

這種「愛恨交織」的感受,大概是那個年代的受迫害的猶太知識人或多或少共有的情緒。卡爾特斯這位文學者,在德國文化中找到了安身立命處,他當然也恨納粹,但他沒辦法恨所有的德國人。那個國家是歌德、康德、尼采的國度,這是完全不一樣的事情。

一個無命運者

另一個讓他對匈牙利沒有什麼愛國心的原因在於,戰後的匈牙利並非民主國家,剛剛返國時,他想以寫作維生,但是在共黨專制的匈牙利,根本沒有創作自由。他從極右獨裁政體下的集中營逃出,卻回到了極左獨裁政體的囚禁裡。1948年,他把高中念完,去了《光報》(Világosság)當記者,可是很快地便辭職,因為該報成為共產黨的喉舌。後來他當過工人及職員,直到1951年被徵召入伍。1953年他退伍後,在共產政權下的有限自由裡,成為兼職作家及譯者。他細讀並翻譯了那些他無法抗拒熱愛的德文作品,包括康德、尼采、卡內提、佛洛伊德、霍分塔、維根斯坦、洛特、托馬斯曼、海德格等德奧文學哲學,這些思想者及文學者遂決定了他日後寫作的特質與方向。

之後他過了幾十年默默無聞的貧困日子。他在布達佩斯的狹小公寓裡,著手寫那本使他獲得諾貝爾獎的自傳小說《一個無命運者的小說》(Roman eines Schicksallosen),花了13年寫成,卻沒有出版社願意出版,最後才在1975年順利出版,也不受讀者青睞。20年後在德國上市時,才漸漸引來國際文壇以及瑞典學院注意。

這本小說主角喬治(Köves György)是一位生活在德軍佔領下的匈牙利少年,1944年時被解送到集中營。小說的情節就是透過喬治的眼睛觀看集中營裡不可思議的、卻又真實發生的一切,甚至,少年如何在那怪誕恐怖中,找到一絲微小的幸福。這種如實從少年眼光觀看邪惡、彷彿那些並不邪惡的文風,使這本小說成為大屠殺文學中的異數,但也是卡爾特斯最被論者批評的地方。他的文學被批評家認為充滿「天真」,將集中營觀看成「正常」場所,忽視了看待集中營時應該有的政治與倫理立場。

後來他回應,他不是不處理集中營的罪責與恐怖,但這不是一本只談集中營的小說,他也不認為集中營與日常生活能夠區分清楚。他認為這是思索獨裁本質的書,獨裁政體的特色在於,所有個人在其統治中都失去了個人命運,而被轉化為集體命運之一份子。個人被「非人」了、被國家化了。這也是這本小說命名由來。

他曾說,在共產獨裁下的那些年,每一天他都想到自殺。也許,他如喬治,在集中營中被奴役的每一天裡,以獲得一片麵包為幸,生活在自由被剝奪的匈牙利,他蝸居在公寓裡閱讀哲學文學著作,翻譯德文作品,寫著沒人要出版的小說,也給了他每天活下去的勇氣。他在文學與哲學中,找回了集體命運中的微弱的自己的聲音。也許正因如此,他說起左派獨裁垮台前的那7年,1982到1989年,成為他生命中極為幸福的時光,「在這7年裡,我愛著,我被囚禁著,我全心工作著。」

他嗜讀哲學家漢娜阿倫特(Hannah Arendt)的著作──又有哪個在極權政體中存活過來的人不思考阿倫特思考的問題呢?他說,他並不是在創作什麼偉大的文學經典,他只是致力於尋找適當的語言來描述極權主義,描述我們如何被銘刻在這種機制中,人類又如何因而被轉化,最後不再能夠辨認自身的生命。這種被銘刻入極權機制的每一個個體,他稱之為「功能性的人類」(der funktionale Mensch),「我從未想成為一個偉大的作家,我只想理解,為什麼人類會如此運作。」而阿倫特著作中的「極端邪惡」探討的也是極權主義運作機制,正是他文學交鋒的對象,因為他真正經歷過。

而且經歷了兩次。 

我已經太過疲累

1989年匈牙利共和國成立,結束幾十年獨裁,卡爾特斯的作品被越來越多的西方讀者閱讀。90年代,他遷到了柏林,從此他認同自己為柏林人,甚至將手稿捐贈給柏林藝術學院。2002年,諾貝爾文學獎頒發給他,但是他自承,獲獎並不快樂,甚至是他「幸福的災難」。

他懷疑世界只是因為需要「見證」這樣的文類,才把桂冠給了他。而他獲獎後,失去了原來的卑微卻幸福的生活,他成為了一個叫作卡爾特斯的品牌,成為一個企業,必須承擔大屠殺、集中營倖存者的代言角色。他也批判對於大屠殺抱著贖罪心態,卻把大屠殺弄成了一個產業的作法,例如他受邀到布痕瓦德集中營參加悼念活動,卻看到演員穿上集中營囚衣演出──而他自己不幸也成為這個產業的一環。

後來,多年之後他終於不再對匈牙利保持敵意,這個祖國,最後頒發了斯蒂芬大勳章給他──這是匈牙利的最高榮耀。但他始終無法與這個世界和解,他一生最幸福的時光早已逝去。晚年他罹患帕金森氏症,只好放棄柏林生活,2012年與妻子搬回了布達佩斯,居住在他成名前筆耕的陰暗小房裡,直到今年逝世,沒有再出過家門。

2013年,《時代週報》的副刊主編拉蒂希(Iris Radisch)去了布達佩斯探望他,完成了一次令人動容的訪問。他鬱鬱地說,「我是個大屠殺的小丑」。那個訪談到了尾聲,他還是說他這一生已經無憾:「我有一個很棒的一生。我原來是奧許維辛的囚徒,可是我後來竟獲頒了德國平民所能獲得的最高榮譽。這實在是有趣而無法解釋的事。可是我如果誠實說呢?我已經夠了。我已經得到了一切我盼望的。我相信,我也不會再寫作了,我不再整理舊日記,我也喜歡這樣。不過,當我深夜裡思索時,心裡浮現了一個字:愛。我有愛,想在愛中開創新的東西。可是我又能怎麼寫呢?我的雙手已無能為力。我已經太過疲累。」

當年在諾貝爾獎受獎致詞中,他說道,在得獎後,接到了布痕瓦德集中營紀念館館長寄來的賀函,信中並附著1945年2月18日他獲釋時的檔案影本,上面記載著:「因惹.卡爾特斯,1927年生,猶太人,工廠工人」。這些是錯誤的資料,當年他故意謊報年齡,讓自己比實際年齡大兩歲,也謊報身份,讓自己不是學生,而是工廠工人,一切都是為了被登載為有用者,以被允許在集中營中存活,「我為了活下去,已經先死過了一次」。而如今,他真正死了,但是他的文學,他對極權主義的冷靜的觀察,他所示範的文學者如何在一切困境中仍能熱切地愛著與書寫著,仍然使他一直活在當世。我們仍須不停閱讀他,仍須記得,當代生活與集中營的界限沒有那麼明確,並審視自己是否早已失去自己的命運,我們的生命是否早已被銘刻在那極權主義的機制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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