圖片來源:flickr@Eva Marie Schreck, CC BY-SA 2.0

近日德國一起發生於弗萊堡(Freiburg)大學哲學系的學術事件愈演愈烈,在歐陸哲學界捲起風波。

弗萊堡大學在校務會議中決定,將把該校哲學系一個專門講授現象學及其詮釋學議題的教職,改成「青年學者」教職(Juniorprofessur),招聘領域為邏輯學及語言分析哲學。這個決策已經由校長許維爾(Hans-Jochen Schiewer)提交到主管當地高等教育的巴登符騰堡邦政府。

媒體披露後,歐陸及美國學界著名哲人紛紛抗議,包括法國解構哲學家儂曦(Jean-Luc Nancy)、美國酷兒理論家巴特勒(Judith Butler)、德國哲學家暨美國藝術科學院院士亨利希(Dieter Henrich)、哲學作家薩福蘭斯基(Rüdiger Safranski)、波昂大學哲學教授加布理爾(Markus Gabriel)及基爾大學哲學系系主任寇內斯曼(Ralf Konersmann)等人,法蘭克福大學社會研究所長霍內特(Axel Honneth)稱此決議愚蠢而荒謬,加布理爾並發動聯署「拯救弗萊堡的現象學及詮釋學」(Save Phenomenology and Hermeneutics in Freiburg),要求德國巴登符騰堡邦的學術、研究及藝術廳廳長鮑爾(Theresia Bauer)取消弗萊堡大學校務會議決策。迄3月25日止已有逾3000位聯署人,抗議的聲音來自全球各地。而日本的海德格論壇(ハイデガー・フォーラム)也在首頁報導此事並呼籲所有關注海德格哲學者都應密切注意後續發展。柏林宏堡大哲學教授暨柏林布蘭登堡學術院康德及尼采研究委員會主席格爾哈特(Volker Gerhardt)更在3月3日以「保留弗萊堡大學的海德格教席」為題致函弗萊堡大學校長許維爾,呼籲三思,切勿傷害德國的哲學傳統。

目前的教席是剛剛卸任的海德格協會主席費加爾(Günter Figal),已屆退休年紀,但是按照巴登符騰堡邦的法律規定,他可以申請延至2017年退休。校務會議已經否決他的申請,並決議在他退休後把這個教席「轉型」為青年教授教職,且教學及研究重點改為邏輯學及分析哲學。許維爾並未明確表示改革的原因。

為什麽一個小鎮大學的哲學教職引起這樣的軒然大波?原因有二:一、將現象學及詮釋學教席取消,走向了邏輯及分析哲學的英美哲學傳統;二、將正規教席取消,改以青年學者代之。

● 海德格教席

這個被取消的、或說被轉型的教職大有來頭,可能是德國人文學界最具國際知名度的位置,該教席的研究領域為近現代哲學史,但學界暱稱為「海德格教席」("Heidegger-Lehrstuhl" ),因為被稱為德國哲學界「潛在的君王」的海德格(Martin Heidegger)正是在這個位置上奠定其學術聲望,他於1928年接下了現象學奠基者胡塞爾(Edmund Husserl)留下的教席,發表名動士林的任職演說《什麼是形上學?》(Was ist Metaphysik?),重新定義哲學的問題意識。而之後接掌該職位的教授,都必然得處理海德格提出的學術問題,也幾乎可視為備受國際注目的海德格學研究之德國代言者。現任教席費加爾是詮釋學奠定者的大哲高達美(Hans-Georg Gadamer)高徒,亦是海德格徒孫,曾任國際海德格協會主席。另外他的團隊也負責編輯《海德格詞典》、《國際詮釋學年刊》、《海德格論壇》系列叢書等。每年有來自全球各地的學生及研究者聚集這個黑森林的小鎮,在他指導下撰寫現象學與詮釋學相關論文。

但是,這個教席的歷史傳統其實比海德格的成名更悠久,這個教席19世紀末成立後迄今一直被標示為「第一教席」(Lehrstuhl 1),形塑了弗萊堡大學最享盛名的學術傳統,當時的教席是著名新康德主義者李克爾特(Heinrich Rickert),也因為他使得弗萊堡成為所謂新康德主義西南學派的重鎮。1915年他轉任海德堡大學,由胡塞爾接掌留下教席後,弗萊堡大學便從新康德主義移到了現象學,胡塞爾重新定義知識論、美學等人文思考,革命性地重塑世界與個人的關係。他的門徒中除了海德格,也包括社會學家舒茲(Alfred Schütz)、魯曼(Niklaus Luhmann)、哲學家布魯門伯格(Hans Blumenberg)、法國存在主義者沙特(Jean-Paul Sartre)、現象學學者梅洛龐蒂(Merleau-Ponty)等,這個弗萊堡的教席百餘年來精煉的思想,影響不僅限於全球哲學界,甚至影響了法學、社會科學、教育學及文學等領域。

多年來這個教席只聘用最一流的思想者,胡塞爾1916年從新康德主義大將李克爾特手上接下教席時,早已任哥廷根大學教授十餘年;海德格於1928年接下教席時,早已是馬堡大學的教授;馬爾克斯(Werner Marx)於1964年接下海德格遺下教席時,已在紐約社會研究新學院任教多年;費加爾接下現在的教職前,也任杜賓根大學的正教授多年。這些思想者吸引了全世界人文研究者的矚目,包括日本京都學派亦深受影響。多年來該教席培養出的學人無數,已經將現象學及詮釋學打造成國際知名的德國學術傳統。宏堡大學的格爾哈特教授便說,他每天都會接到各國學生來信要求他指導學位論文,而其中有許多與海德格思想相關的研究,他向來請學子們去弗萊堡取經,因為弗萊堡在這個領域所奠定的基礎無人能及。所以,弗萊堡大學的「改革」對於許多哲學人來說不只是一個教職的改變,還象徵一個百年錘煉知識體系的中斷。加布理爾3月3日在《南德日報》撰文「德國精神棲居何處?」(Wo wohnt der German Geist?)便說,當年他任教於紐約新社會學院,準備返德任教時,美國同事不解,告訴他,今日的德國精神只能在美國大陸找到。加布理爾嘆,弗萊堡大學的決議,對德國學術界來說是個「醜聞」,而也坐實了美國人的說法──德國放棄了康德、黑格爾、尼采、胡塞爾、海德格等這些自身的經典作者,現在的美國大學更重視德國精神。

● 青年教授制度

另外,再論青年教授問題。

所謂的青年教授,傳統的德國大學制度中並無此設計,依照19世紀初的傳統制度,研究者取得博士學位後並無法直接擔任大學教授,還必須再追隨教授作幾年研究,寫出獲得學界肯定的「教授資格論文」(Habilitationsschrift),通過後方能取得競逐大學教授資格。換言之,學者實際上必須在博士論文之後出版第2本論文,作為其受德國學術傳統肯定的代表作,品質必須比博士論文更精,取得更難。當然會有少數天才彗星很快通過此階段(例如海德格1913取得博士學位後,1915年就通過了教授資格論文),但多數研究者仍必須皓首窮經,例如許維爾校長是國際知名日耳曼文學博士,曾任德國日耳曼學者協會主席,標準德國人文學者精英,花了5年撰寫博士論文,但也花了8年才完成教授資格論文,而現今的「海德格教席」費加爾甚至以11年時間寫就教授資格論文。德國學界從19世紀來以此艱難機制確保學術優良品質(也為了遏止當時德國大學販售博士學位的貪腐歪風日盛),然而如此必然造成有志於學術工作者在取得博士學位後仍然要耗費多年時間成本。這條成為教授的漫漫長路,一直是成本極高的全有或全無的賭注;另外,幾百年前奠定的學術制度有其時代背景,當時許多人取得博士學位都在20歲出頭,學術素質參差不齊,為了確保教授品質,這個「第二本論文」的制度遂被確立,然而今日學習方式已經不一樣,學界對於博士論文的要求極高,甚至不一定輸於教授資格論文,取得博士學位時往往已經三十幾歲。此時空背景變動下,是否仍須堅持舊制?遂引發爭議。

近年來德國進行高等教育改革,更動了某些自身的學術傳統,逐漸朝向美國學制。其中,2002年引入青年教授制度就是一例。該制度意義在於讓甫獲得博士學位的「青年」(雖然有些人也不再是青年了)能夠避開漫長的撰寫教授資格論文的階段,直接投入教學研究工作,除了減輕正式教授的負擔、確保青年的研究位置外,也以training on the job的模式,直接讓充滿教學熱情的青年博士到第一線去累積教學經驗。基本上青年教授進入了一般教授的工作模式,不再如撰寫教授資格論文的人一樣只是教授的助理,而有自己的研究團隊、決定自己的教學內容。

但是,這樣的青年教授,與傳統教授有什麼不同?兩者同樣都可以冠上Prof.的頭銜,但是,青年教授畢竟不等同於教授,其經費來自聯邦,而非主管高等教育的各邦,因而是類似專案的位置,其合約有期限,最終還是必須取得教授資格後競爭正式教席。

該政策的用意在於,讓青年教授可以在年輕的時候安心教學研究,不用再投入全有或全無的遊戲,撰寫大部頭論文後才開始職場生涯。當青年教授工作滿6年後,即得取得與出版教授資格論文後同等的資格。

但是這個制度並非全無問題。質疑者批評政府以專案的方式增加薪酬較少的短約職位,進而暫時擴大了青年博士的就業市場,暫時減少高等研究人才(尤其是人文學科)的失業率(這種作法在其他國家絕不陌生,對於人文學科博士僧多粥少的問題,許多國家似乎除了增加博士後或專案教授這樣的制度,也沒有更有效的機制解決問題)。此外,許多青年教授抱怨,他們必須盡許多義務,卻無法享有一樣權利,例如無權審查教授資格論文,也無權參與甄審委員會。許多大學聘用青年教授以爭取中央補助,卻未給予足夠研究資源。

另外,這個制度也迎來某些傳統派的疑慮,懷疑沒有經過最嚴格考驗的學者,無法證明他/她能夠代表德國學術傳統,波昂大學的校務長就曾經取笑這個制度下將培養出「麥當勞教授」──諷刺學術速食化。擔任青年教授的媒體研究學者庫摩爾許努(Albert Kümmel-Schnur)便撰文表示,學界對於以青年教授工作經驗取得教授資格的人還是會有不同對待,在與以教授資格論文取得資格的人競爭時,還是吃虧。因為德國人文學界還是重視一部能夠代表其學術巔峰的巨著,青年教授的教學奉獻只能滿足基本要求,而不被學界重視。因此他建議如果有其他選擇,最好不要考慮青年教授這條路。

所以理論上雖然大家都可以被稱為Prof.,但是青年教授僅在學術及教學生涯的起步階段,無法取代學界傳統對於「教授」作為德國學術代表者的期待,許多學校仍特別註明青年教授為JProf或JunProf。庫摩爾許努最後還是決定在擔任青年教授的同時,撰寫教授資格論文,他認為,在德國人文學界只有提出這樣的代表作才有辦法真正成為教授,青年教授因為教學奉獻而取得的教授資格,必將被視為次級的學術表現。

就是在這樣的背景下,「海德格教席」被取消轉以青年教授代之,而非由一個專精現象學及詮釋學的知名學者繼承道統,才引起軒然大波。許維爾接受《南德日報》專訪時表示,他無法理解改革方案引起的這麼多抗議,因為他認為師資並未被縮減,現象學傳統也沒有被取消──他認為邏輯與分析哲學與現象學密切相關—學生受教權益不受影響。而且,我們無法毫無理由認定青年學者的研究能力不能滿足學術頂尖要求。許維爾雖然振振有詞,但他終究無法回應這個問題:為什麼在有眾多成名的現象學及詮釋學專家學者積極爭取來到弗萊堡時,弗萊堡大學不從這些已經卓有成績的研究者中評選,而非要去找一個非該領域的青年學者不可?倘若不是為了減少人事成本,倘若不是輕忽這門學術的重要性,校方何以決意斷送此建立不易的學術傳統?

● 德國哲學的陰暗章節

校方的決策其實具體而微地反映了德國近年來的大學改革焦慮。德國長年來享有學術盛名,也以其獨特學術傳統自豪。但是,今日美國大學幾乎已在全世界高教市場中獨領風騷,德國在焦慮之餘,逐漸採用英美制度,例如增加英文授課課程(甚至德國哲學為主題的研討會也曾以英文進行),引入學士、碩士新制,引入青年教授制度,甚至也開始大學排名制並選定「精英大學」重點補助,盼能與英美大學競爭。但是,改革也代表自身學術傳統的轉型甚至喪失。弗萊堡大學校長說他無法理解反彈聲音,校方也發布新聞稿表示,其學術傳統不能因為教席轉成青年教授而被視為中斷,因為沒有什麼學術傳統應該寄託於某個教授上。校長的態度是,必須相信制度,而不是名師,即使取消了這個教席,課程並未取消,這個主題的研討會還是會辦,相關的教學及研究還是會進行啊!他沒有想到,相關的教學研究由一個一般的教授負責,與一個該領域最好的研究者負責,對於學校的吸引力將造成多大的影響;他沒有想過,一旦這個學術領域交由一般的教授負責,那麼弗萊堡大學與一般的大學有何差異?來自各國的現象學及詮釋學學人,還有什麼誘因來到這個小鎮學習?《法蘭克福廣訊報》便批評,校方無法理解問題之所在,正是最嚴重的問題:「所有的德國大學都希望追求卓越,都想學史丹佛大學,可是,這些大學有太多決策者就是無法理解為何那麼多人對於他們可疑的決策感到憤怒。」

除了這種學習美國制度的心態造成決策者輕易放棄大學自身學術傳統累積的成果外,德國幾家重要的媒體如《法蘭克福廣訊報》、《南德日報》、《世界週報》等文化版亦批評弗萊堡大學的決策背後恐有文化政治因素。幾個文化版的主編均認為,弗萊堡大學似乎有意與海德格思想切割,因為自去年開始出版的海德格《黑色筆記》(Schwarze Hefte)系列遺作清楚地呈現了他思想深處頑強的反猶元素。這也是費加爾辭去海德格學會主席的原因──他閱讀《黑色筆記》後,被其中的反猶言論所震驚,他說他雖然能夠繼續閱讀海德格的思想,但是已經無法把自身放在代表這個思想家的位置上。這起辭職事件,為去年以來隨着黑色筆記本出版後的海德格其人其學之爭論,再掀起了一場風波。《黑色筆記》系列尚未出版完畢,後續將在文化界掀起多少風波仍不可知。而校方這時拒絕了費加爾的延後退休申請,並堅持「轉型」,不能不讓人聯想,校方對於這位於納粹帝國時期擔任校長、也因其反猶立場在終戰後被禁止教書的哲學家,有意劃清界線。(而巴登符騰堡邦由社民黨與綠黨聯合執政的政治氣氛,對於納粹思想遺緒的敵意,也可想像。)

然而,這條界線又豈是那麼容易劃下?海德格在歐洲哲學界的影響力極為巨大,他早在1920年代發表成名作《存有與時間》以前,已經被學生稱為思想王國的無冕王,他的學生包括阿倫特(Hannah Arendt)、高達美(Hans-Georg Gadamer)、勒维特(Karl Löwith)、優納斯(Hans Jonas)、馬庫色(Herbert Marcuse)等左右了戰後歐美人文學術界的德國思想家們,另外,也間接影響了非德文區的學者,例如法國將海德格視為影響最大的3H之一(其他兩個是黑格爾及胡塞爾),幾乎可以說列維納斯(Emmanuel Levinas)、梅洛龐蒂( Maurice Merleau-Ponty)、福柯(Michel Foucault)、德希達(Jacques Derrida)等法國思想家都窮畢生之力與海德格對話,而非劃清界線。就連多年來攻擊海德格思想不遺餘力的哈伯瑪斯(Jürgen Habermas)都稱,《存有與時間》是黑格爾出版《精神現象學》後最重要的哲學事件。我們如何能想像一個沒有海德格思想介入的當代西方人文知識界?

海德格的反猶,雖僅是他思想中的極小部分,但讀來令人如此不安;而我們能夠簡單避開那些不安嗎?難道不必去「經受」(verwinden)並超克(überwinden)──挪用海德格的詞彙──這些不安,而能夠單純地忽視、遺忘?正是因為他的反動文字不斷被挖掘出來,我們必須更細緻、更孜孜不倦地與之交鋒。此時閱讀海德格,以推動德國思想界的「轉型正義」,更是迫在眉梢。格爾哈特表示他未贊同過海德格的哲學,但海德格的哲學避無可避,那是德國哲學暗沉的一個章節,弗萊堡大學倘若此時放棄,則是對於大學、對於弗萊堡市、甚至對於整個德國知識界都無法估計的名聲損失。薩福蘭斯基也公開批評弗萊堡大學的「遺忘歷史」之姿態,正顯示了我們對於如何面對哲學傳統束手無措。歷史絕不能被簡單地遺忘,歷史必須被理解、被深思、被探問、被克服。

1967年阿倫特寫信給海德格,談越戰時期的美國,她形容越戰與反戰代表了「這一代人的良知衝突」(die Gewissenskonflikte dieser Generation),這個描述似乎正好也可以用來形容戰後深受海德格思想影響的歐陸思想家,或者用思想史家沃林(Richard Wolin)的說法「海德格的孩子們」。海德格的朋友們或孩子們都深知那段哲學家與獨裁者親近的歷史,也長年與這個良知衝突鬥爭,這個超克的過程中誕生了無數深沉的作品,豐富了弗萊堡的、以及德國的哲學傳統,也揭示了思想深處存在著的危境。深受那些解構思想魅惑的我們,面對作為納粹黨徒的海德格之尷尬,都站在思想的深淵旁直面這危境。某些歷史中陰暗的章節,是我們這一代人的良知衝突,必然要與之對話與鬥爭。我們避無可避,我們早已深陷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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