蘇慧君:當GDP與市井小民的生活脫節時

2014/01/27

去年十二月底,英國國家統計局(Office for National Statistics, ONS)發布最新經濟數據,資料顯示,英國去年第三季的國內生產毛額(GDP)比上一季成長0.8%。ONS同時宣布調高2014年前幾季的預測成長數據。反對黨的工黨主席米勒班(Ed Milliband)對上述數據的回應如下:由於薪資成長的腳步追不上物價水準成長的腳步,英國大多數民眾的生活並沒有隨著經濟成長率提高而改善;事實上,人們正面對著生活成本增加及生活水準下降的危機。

隨著2015年大選腳步的接近,米勒班有關生活成本危機(cost of living crisis)的論述顯得充滿政治性。但如果暫且擱置其政治意圖不談,米勒班的談話實有值得省思之處,因為他點出了大眾生活水準與經濟成長脫節的事實。而這個現象並非英國所獨有。

早在去年二月,英國工黨即以提升大眾生活水準為其政策基調,對執政的保守黨和自由民主黨聯合政府提出諸多批評。工黨的政策理論基礎是美國智庫新民主網絡(New Democrat Network, NDN)於2009年發表的研究報告。NDN這份研究在2012年歐巴馬競選連任總統時,被其助選團隊視為指引其經濟政策方向的北極星。

在NDN的報告中,最受人注目的是一張描繪美國三個重要經濟指標的趨勢圖表。這張圖表顯示,自1992年至2009年以來,美國經濟以及生產力呈現持續成長的走勢,但是中位數家戶所得的趨勢卻是持平。這隱含了一個事實:儘管美國經濟成長、生產力增加,但美國一般民眾的生活水準並沒有因此提升。

這張表被美國時代雜誌譽為「美國政治最重要的一張圖表」(the most important chart in American politics),它宣告了「GDP已失去了傳統上用來作為經濟福利指標的功能」。

其實,對GDP作為衡量經濟福利的指標所衍生的疑慮,並非晚近才有。早在八十年前,當經濟學家顧志耐(Simon Kuznets)提出GDP原型的國民所得帳概念時,即已對GDP的應用提出警告。由於這個指標並沒有考慮所得分配狀況,因而本身無法被用來正確地反映多數人的經濟福祉。GDP衡量的是一個經濟體的整體經濟表現,除非是在所得及財富分配相當平均的國家,否則即便是人均值也不能代表一般人的生活水準。

在美國,其實所得分配的狀況向來不均。只是,過去當經濟成長時,一般民眾的生活水準多半跟隨著上升,因此,以GDP作為衡量經濟福祉的指標勉強還有點道理。但現在,GDP的表現卻不再與一般民眾生活水準的良窳成正比,以GDP來衡量經濟福祉的做法顯然必須受到挑戰。

值得注意的是,根據NDN的研究報告,GDP成長與一般中等家庭生活水準脫鈎,並不是在最近一波的經濟成長中才出現的趨勢,而是早在2002年至2007年景氣循環向上的波動中即已出現。根據另一個美國智庫經濟政策研究所(Economic Policy Institute, EPI)的報告,薪資成長的停滯更可追溯到1992年,而美國經濟表現在1990年代其實是相當亮麗的。

過去經濟學家和一般民眾都認為,當經濟成長,成長的果實便自然雨露均霑。因此想要改善大眾的生活,只要專注於GDP成長即可。這也是「向下滴流經濟學」(trickle-down economics)的主要邏輯。這個邏輯是否正確向來多所爭議,但即便在過去是成立的,現在也已不再成立。最主要的問題在於:GDP成長與就業機會以及勞動階級薪資的成長脫鈎了。

那麼,是什麼造成了GDP成長與就業機會以及薪資脫鈎?關於這個問題,經濟學界尚未有充分的研究與討論。不過,一般而言,全球化與科技的進步被認為是最主要的兩個因素。在全球化的生產架構下,許多勞力密集的產業為節省成本而將工廠外移至勞工薪資成本較低的國家,造成企業盈餘和GDP雖然成長,但就業機會卻沒有因此而增加的現象。再者,科技的創新與進步不但使得以機器或電腦來替代人力成為可能,而且已達可降低成本、提高企業利潤的階段。被取代的人力不僅僅是製造業生產線上的低階勞工,更廣及於服務業以及傳統上被認為需要具備相當知識與經驗的高階人力,以致於出現企業盈餘和GDP雖然成長,就業機會卻反而減少的現象。而就業機會的減少使得勞方處於談判的劣勢,薪資自然也就難以成長。

此外,企業回應經濟復甦的僱員模式改變也是重要因素之一。過去,企業在經濟衰退時期大量裁員,但在景氣回溫時會再增聘雇員。而今,企業在景氣復甦時往往不再增聘員工,或者以約聘雇員或人力派遣的臨時募員方式因應景氣改善所需增加的人力。

美國從2009年第三季走出衰退以來已有四年,這段期間儘管面對年平均高於2%的經濟成長率,相較於2007年底,2013年底的就業人口仍少了將近200萬。至今,仍有超過1,000萬人處於失業狀態,以及約莫1,000萬人處於想找全職工作卻只能屈就兼職工作的低度就業狀態,這些數據尚不包含那些已經放棄積極尋找工作的大量長期失業人口。當企業聘僱臨時雇員的模式日益普遍與僵固,失業型景氣復甦(jobless recovery)就可能成為常態,這將導致即使景氣復甦也不見得能帶動就業市場的改善。

由於目前經濟學家對GDP成長與就業機會脫鈎的成因尚未有完整的理論探討,對於解決之道為何自然也就眾說紛紜、尚待進一步分析與驗證了。不過可以確定的是,以GDP成長作為主要目標的經濟政策必須被重新檢討。當GDP的成長與就業的增加以及大多數民眾薪資水準的提升脫鈎時,不要說作為一個全面性的生活水準指標,即便是作為一個衡量經濟表現或經濟福祉的指標,GDP也已不足以勝任。此時如果仍舊盲目地追求經濟成長,其結果不但是大多數人無法共享經濟果實,更可能因為採用不當的手段刺激經濟成長而反噬經濟體永續發展的根基。

例如,長期以來,美國的經濟成長動能主要為龐大的民間消費。然而支撐大多數民眾消費增加的並不是所得或財富的增加,而是透過舉債的增加。尤其在2001年美國以寬鬆貨幣政策刺激了房市的成長後,更帶動了民間消費支出的大量增加。其實對於眾多背負鉅額房貸的民眾而言,房地產價值的增加並不是真實的財富增加。但財富效果的幻覺使得民眾覺得自己變有錢了,從而以貸款的方式大量增加消費。建立在這種透過增加債務來增加消費的經濟成長,使得整體經濟和金融體系的不穩定性大增。但是當追求GDP的成長被視為施政首要目標時,以刺激消費作為刺激經濟成長的手段所可能產生的經濟問題就容易被忽略,甚至被刻意掩飾。

在經濟成長與市井小民生活水準脫節之際,我們必須以不同於以往的思維來面對這個新的經濟課題。如果我們繼續把GDP的成長作為拼經濟的主要目標,而本末倒置的把經濟指標當成施政終極目標,則各項經濟政策的正當性、合理性與優先順序就會被混淆。把GDP成長擺第一恐怕只會把經濟愈拼愈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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