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迴光奏鳴曲》勇奪台北電影節影后的陳湘琪,在十月一日公布的第51屆金馬獎入圍名單中,再度入圍最佳女主角,不僅為今年的台灣電影保住唯一一席準影后名額,也是她繼蔡明亮的《不散》、《天邊一朵雲》後第三度入圍金馬影后。過去有個能說善道的蔡導扛起宣傳重任,低調的她向來很少面對媒體,頂多首映時露臉站台。這次為了力挺《迴光奏鳴曲》的新導演錢翔,她終於難得受訪,從一手發掘她的啟蒙恩師楊德昌、到為她留下演藝生涯最重要作品的蔡明亮,娓娓道來這些年來的高潮與挫敗。

張:1994年,妳在楊德昌導演的《獨立時代》中初挑大樑嶄露頭角,至今剛好20年,終於以錢翔導演的《迴光奏鳴曲》,在台北電影節首次奪下影后。其實《不散》那年妳也呼聲相當高,這次終於得獎是怎樣的心情?過去有曾經很在乎過得獎這件事嗎?

陳:沒有耶,我可能跟一般人狀態有點不一樣,我是很享受創作,但創作以外其他事情比較沒那麼有感覺。創作這件事最能夠悸動我,我最在乎的是可不可以跟一個團隊或一個導演在創作中身歷其境,最快樂和最滿足的就是創作的過程,在創作以外都滿無知的。當然得獎還是滿高興的,可是那天晚上回去以後,才忽然真的感覺到什麼叫虛空的虛空,在當下會有點不真實,也有點開心,但回去以後就又很快回到一個平靜的裡面。如果真的要比較深的感覺,得這個獎對我來說就是,如果我的父母可以看見,我爸爸媽媽應該會滿高興的,他們高興我就會更高興,這點會讓我覺得有另外一個比較深的快樂,只是他們已經不在了。

張:妳的父母應該一直都是很支持妳的是嗎?

陳:是的,我的父母是。只是他們生性比較低調,這也是為什麼《天邊一朵雲》之後我就轉專任(講師),其實我本來《天邊》之後就想不再演了,因為我覺得我很專注在某些狀態中,很享受,可是後來發現父母好像因為雖然支持但不太能理解,他們很受傷,我覺得在我生命的主軸,他們是我生命的重要他者,我好像作了什麼事情讓他們覺得蒙羞,鄰居都會指指點點,那個事情對我有點衝擊。所以那時我就毅然而然轉專任,等於放下表演這一塊。

張:楊德昌當年的許多弟子如今都在台灣電影圈活躍,除了魏德聖、鴻鴻、陳以文、楊順清等人之外,當年《獨立時代》中飾演妳的男友的男主角王維明,今年也首度執導作品《寒蟬效應》,即將與《迴光奏鳴曲》一樣在十月上映。妳覺得楊導對你們這一票弟子所留下最重要的影響和傳承是什麼?

陳:我覺得,因為他後來性格一直改變,以《獨立時代》的時候來說,他很執著,很固執,而且不在乎別人的想法。他對於他要達成的東西他就非達成不可,也不管外界的眼光,我在他身上比較看不到妥協,他很有guts,很有他自己的膽識。像我受到他很大的影響就是,我喜歡表演這件事情,我就會很執著很專注在表演上,其他好像有些東西我就會看不見,會沒感覺。他也是除了他很專注的東西,其他他看不見,他會有點無所謂。在拍片現場的時候常感覺好像他帶著我們往前跑,但是我們動作太慢了,因為不太了解這個媒介,所以他常常會很著急。我覺得我最大遺憾是沒有跟他合作《一一》,因為那時候他找我演《一一》,但我好像是因為阿亮的片還是什麼我忘了,因為已經先答應了所以沒有辦法動。《一一》是楊導的作品裡我真的很喜歡的一部,而且因為了解他從《牯嶺街少年殺人事件》、《獨立時代》、《麻將》,所有的元素在《一一》中都集大成,也比較成熟,而且我相信那個時候的我可以貢獻的也會更多。

張:《獨立時代》中在講一種華人的民族性格,很多東西心裡想一套外面又作一套,很多心裡想的都不敢講出來,也不敢作自己的決定。而妳所飾演的琪琪,就是那個永遠看起來都很甜美、讓人感覺很舒服的女主角。這些年來妳對當時的這個角色有什麼不同的體會?

陳:其實本來我大三的時候,楊德昌找我演的電影叫《想起了你》,那個劇本本來就已經有點成型,是有關謀殺和失憶。他後來看到我就覺得我非常適合那個角色,他就把我帶在身邊,所以那時候我大三就第一次進到電影圈,在《牯嶺街》作場記的工作。他的習慣就是把演員帶在身邊,他一面拍的時候就是一面在觀察我們。

我們這一群人,王維明、我、陳以文、楊順清、鴻鴻、王也民,這一票人裡大概就我一個女生,就是這些我的學長和同班同學,天天都hang out。他就這樣天天帶著一群人,晚上也要去pub,我就有點吃力,有點不太想跟他們,但我那時候不懂,其實他就是在觀察我們,從我們的身上採樣,我覺得他從我身上採樣後就重寫劇本,就以琪琪這個角色為中心,根據我當時自己對自己的困惑與不了解。因為我就是他筆下寫的,好像在學校就是很甜美啊,很溫善,每個人都喜歡我,但我又很懷疑自己,我在那時候是對自己很沒有自信的,所以他寫下我天性是這樣,但因為這個社會環境不是這樣,大家有那套價值觀時,我覺得那套價值觀好像應該才是測試的準則,所以我也開始懷疑我自己,所以戲裡就有角色會質疑「她是假的」,搞到最後我也對自己很不確定。

他是從我們這一群人各自要去面對的自我身份的認同、情感、文化包袱,以及我們這個世代,我們要在第一線承接我們父親的儒家文化,但我們又住在台灣,又還要承接中國的包袱和禮教,他把這些全部揉在一起,完全根基於我們每一個人的故事和會產生的問題,好像我們都正值畢業,應該要獨立,可是對獨立而言,我們有很多的缺乏,其實還不知道怎麼獨立,有很多的困惑。所以它的英文片名就叫「儒者的困惑」(A Confucian Confusion),我們就是儒家的傳承,可是我們充滿困惑,到底在這個台灣的社會怎麼樣自處,孔夫子那一套跟我們實際的生活的衝突到底在哪裡。

戲裡我們去的那家Friday’s(敦化北路長春路口)那時候剛開幕,是台北最時髦的店,我們就一直在接受這些最新最時髦的,可是又有傳統的包袱,自我認同感的困惑,還有社會的假面。他講了很多假的東西,假的婚姻,假裝是怎樣,其實都是有問題的。我可能真的就是這樣,可是我也懷疑是假的。我現在是這樣理解啦,因為楊導其實沒有跟我講過他到底要講的是什麼,他只是觀察我們,就把我們寫進去,所以《想起了你》那個劇本就沒了。

張:在楊導之後一直到現在,妳最重要的作品都是跟蔡明亮合作的,從《河流》到現在這17年間,是不是也曾經歷各種不同的階段,不管是在妳跟他的合作關係與模式,或是妳自己在表演上的探索?

陳:楊德昌對我一定是開了一個門讓我進到這個世界,但是蔡明亮給我更多的機會。蔡明亮對我來說扮演了一個關鍵時期,就是怎樣從一個劇場演員調整進到影像裡面,我必須不斷地去調整我自己,然後遇到小康,小康有一種特質,所以我也會觀察小康,我覺得是從懵懂到稍微有一點清晰,我不敢說現在就是全然智慧全開,但整個蔡明亮時期就是在劇場演員到影像的調整當中。

就創作來說,蔡明亮很願意跟我們談,我也是所謂他認知的紅粉知己,所以我們可以激盪的東西很多。包含他會帶著我們演員一起勘景,甚至擺鏡頭,我們討論劇本是很密切的,那真的不是一般人可以想像得到的。那個創作是在生活中,而且不是只是單就一個作品。除了這兩年,因為我的狀況不好,所以我整個人是關閉起來,什麼都不想演也不想接,阿亮也說他都不敢打擾我,因為他知道我的個性,我一旦關起來了就是關起來了,就是要給我一個時間讓我自己願意推門出來。除了這兩年,否則我們討論很多東西,包含一起去旅行,一起經歷很多事,包括他自己非常低潮的時候,還有一起住在馬來西亞一段時間,只是為了好幾年後的《黑眼圈》作預備,在那邊討論劇本、學馬來話、我去賣水,各式各樣其實一般人不知道的。我覺得蔡明亮是截至目前為止在創作上最能滿足我的,包括他會推翻我所講,我也去推翻他的,當然他是天才型的人,我還是一直都在跟他學習,他就是有很多想法,很激進,對於喜愛創作的人來說遇到激進份子永遠是興奮的事。我們最怕的比較是故步自封。

蔡明亮對我來說是創作上的一個過癮,我也很謝謝他信任我,包含怎麼放鏡頭,沒有拍之前我就會跟他去看然後討論,什麼氣味、哪個角落對我很有感覺,他是最大幅度的打開。就好像《你那邊幾點》,在巴黎除了遇到葉童的事件不是我真實的事件,其他去的點幾乎都是我自己一個人在巴黎旅行的時候去的,包括墓園,我看到那個墓,就是我當年看的,他就整個劇組去找一整天幾乎就要放棄,找不到我看到的那個墳墓,後來找到了才定位。他就是會追蹤到你的底層跟資源,成為他在創作上的一個構圖。你身為一個演員所能提供的,是比在銀幕前的影像和聲音更多的生命經歷。

張:剛剛談到《天邊一朵雲》,那可能是妳跟蔡導合作過程中波折比較大的一個階段,外面曾傳言演員們那段時間跟蔡導關係緊張、冷戰等等,影片推出後又面對排山倒海而來的爭議,對妳來說那個階段是怎樣的經歷?

陳:反而那個時候我覺得是一個集體著魔,集體潛意識進入到一個情色,而且《天邊》是我拍過電影裡面唯一花最長時間走出來的,其他的我其實都很快就離開角色。《天邊》因為整個過程一直泡在情慾、身體、性的裡面,那個真的是泡到進入潛意識裡。可是那時候我覺得是我跟他關係最密切的,我自己知道我幾乎就是已愛上蔡明亮,因為他有太多奇怪的東西,我就是一個平凡的人,而他是一個天才,那你跟一個天才在一起的時候,我覺得那不是愛上他這個人,而是愛上他裡面的那份特殊性,那個特殊性是我很渴慕的。

那個合作的密切度應該是截至目前為止到《郊遊》,我覺得那個是高峰,而且那個高峰是高峰到現場包括美術組、攝影組都是集體討論,我從來沒有一部電影是這樣,他們也會討論我的表演,給我一些方向,好像就是關在那個情色的空間裡,全部的人都是赤裸的,沒有什麼不能談,而且你不會覺得不好意思。服裝設計都有講,她從此以後再也沒有經歷過一部電影是可以這樣。我們已經越界,我們以前到現在都是服裝作服裝,各司其政,當然有一些統整,但是我不干涉你的,你也不干涉我的,可是《天邊》是整個心靈全部揉在一起的,也只有那部片子廖桑(攝影廖本榕)會跟我講一些東西,因為他們攝影師有他們的職業道德,他們不會去指導演員,可是那個真的是集體潛意識的,他就會告訴我也許我可以怎樣,我也很願意開放,我很喜歡那種集體創作的精神。

所以當他拍完的時候應該是我最失落的時刻,因為我覺得全部的人都在談戀愛,不是真的談戀愛,而是在創作上每個人怎麼可以這麼的交融,每一個人好像在創作上是這麼甜蜜,一起完成這個東西。只是後來我沒有想到片子上映後那個衝擊和反撲那麼大,其實如果我父母OK我也OK,只是我父母當時的狀況太不好了,造成我自己在面對我的家庭的時候,會覺得自己好像很不孝,讓他們蒙羞,這是我最不願意作的,所以才會使我心生退念,覺得好像我想作的事情竟然會造成家人的負擔。所以《天邊》是我最大的創作滿足,也是我創作上最大的挫敗。所以剛剛講到得這個獎對我來說,如果父母還在才是更美好的。

專訪陳湘琪(下):《迴光奏鳴曲》一肩撞開封閉的生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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