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向對國際時事不甚敏感的台灣,這幾週來對蘇格蘭獨立公投格外地關注,主流媒體和社群網絡都出現了許多深入的分析報導。拋開結果論的評斷,蘇格蘭獨立公投運動從倡議、動員到投票的過程,為後歐盟時代下國家與社會的關係,乃至於民主體制下的公開辯論過程,提供了充滿啟發的示範。因此,儘管 蘇格蘭與英格蘭的歷史與主權從屬關係並不等同於兩岸關係,從台灣民間社會 的角度出發,我們或許仍可經由觀察蘇格蘭獨立運動,汲取一些思索中國問題的新方向。

●「左獨」的困境:如何因應全球資本

不少評論都已指出,這波蘇獨選戰中獨立派與聯合派的爭執焦點,並非種族血緣的情感認同,而是關於「蘇格蘭應該是個什麼樣的社會?」的價值之爭。自八零年代柴契爾政府以降,西敏寺決定了往市場化與金融資本傾斜的發展方向,蘇格蘭即使多數民意反對保守黨主張,卻仍嘗到了去工業化、失業率攀升的惡果。主導聯合政府的蘇格蘭民族黨 (Scottish N ationalist Party, 以下簡稱 SNP) 因此試圖說服選民:蘇格蘭值得擺脫來自倫敦的宰制,追求另一種更民主 (民意能更直接反映在政策上) 、更公平 (分配更平均) 的統治模式,建設社會民主福利國(註1)。

矛盾的是,儘管 SNP試圖挑戰保守黨政府的施政信念,卻也正是柴契爾所奠定的新自由主義的經濟格局,讓獨立聯盟的建國藍圖難以說服大多數選民。許多文章都已經提到,退出英鎊之後,貨幣問題將使蘇格蘭經濟陷入不確定性此外,三十年來,蘇格蘭經濟早已深受銀行、金融保險業、電信業等跨國資本介入,這些跨國企業的營運仍受到歐盟與英國議會法律規範;由於歐盟否決了蘇格蘭自動成為會員國的可能,一旦蘇格蘭成為獨立國家,外資可能會因信心不足而撤資,或是即使留下來,卻讓失去歐盟與英格蘭法律保護的蘇格蘭政府左右掣肘。無論朝哪個方向發展,都讓建設社會民主大政府所需要的健全財源問題,蒙上了問號(註2)。

對政治經濟體制的理想與現實的出入,便成為最後決定選戰的關鍵。根據英國衛報在選後針對正反兩方選民的民調顯示,對保守黨執政的失望與對全民健康保險制度的支持是贊成獨立者中最主要的理由;而投No的選民中,貨幣問題則是最多人所表達的疑慮。另一個間接受到經濟問題影響的重要因素則是退休金問題:55 歲以上屆退休年齡者中,投No者占壓倒性多數,但在55歲以下選民中,贊成票微幅領先反對票(註3);對於社福體制分家和國庫困窘的恐懼顯然催出了許多反對獨立的票。獨立聯盟的敗選呼應了八九年以後歐洲左派政治勢力普遍面臨的兩難:面對跨國資本,民族國家如何兼顧經濟競爭力和社會公平?

正是跨國資本與超國家體制的兩面性,讓歐盟在選戰期間頻頻恐嚇獨派選民,威脅其一旦獨立,必須經過冗長的協商取得歐盟會員國。其擔心的正是蘇格蘭分離將造成骨牌效應,鼓動希臘、葡萄牙、西班牙等歐元區的負債國也要求脫離貨幣同盟,削弱歐超國家體制的正當性。

●蘇獨vs.台獨:民族主義的進步可能 ?

這個追求「小國好民」卻受經濟牽制而無法圓夢的劇本,可能讓部分台灣讀者感到心有戚戚焉。畢竟,在台灣民主化過程中,以社會民主模式建設獨立台灣,曾經是部分黨外運動者深信不疑的夢想。透過社會運動與政治力量的結合,以及雜誌的啟蒙散播,以台獨黨綱立黨的民主進步黨曾經召喚台灣公民:獨立不只是為了「做自己的主人」,更是為了建立一個比既有政權更重視分配正義、環境正義與性別平等的國家;因為獨立能夠比現狀更好,獨立才值得渴望。

然而,經歷了台灣民主化與民進黨執政,今天,在台灣藍綠政治與學運的語言中,「民主」依然是眾人朗朗上口的詞彙,「進步」的想像卻愈來愈模糊了。

一方面,民主進步黨內歷經繁複的派系鬥爭,新潮流系的理想主義愈趨瘖啞,民主化初期各種歷史傷痕的釋放,使得族群動員與轉型正義壟斷選戰辯論,獨立建國的意義因而被簡化為民族自決,簡化為「台灣人做台灣人主人」的膚淺口號,失去了願景;另一方面,民進黨執政期間在對陸投資與「國家利益」之間的進退兩難,也讓台灣獨立的可信度逐漸喪失,淪為意識形態。由於獨立建國並不能夠解決中國市場的經濟影響力,愈來愈少政治人物能夠明確說出:為什麼一個主權獨立的台灣會比現狀更值得嚮往?蘇格蘭面臨的難題,台灣早已走過一遭。

儘管兩岸經濟的互賴讓獨立建國失去現實的說服力,從野草莓、反媒體壟斷運動到太陽花運動,近幾年來的校園運動卻顯示出中國因素在台灣認同政治中的持續發酵。追根究柢,「現狀」在蘇格蘭與台灣的脈絡中,意義完全不同。蘇格蘭與英格蘭處在同一個屋簷下,雖有主權從屬關係,但都分享民主價值,敏感的主權問題因而能夠在多黨政治格局下公開辯論;也因此,在蘇格蘭,「現狀」是穩定的,雖然不盡令人滿意,但在夥伴關係中蘇格蘭可以確定與西敏寺政府永遠存在對等協商的可能,獨派因此必須極力說服選民獨立能夠比現狀更好,才有可能取得勝利。

相反的,台北與北京不僅各自獨立,政治體制的差距和對歷史的不同解讀,也讓主權問題難以理性討論。在不對等的關係結構下,「現狀」被持續的威脅感籠罩,「統一」或「獨立」則被塑造為政治自由和經濟發展間難兩全的零和遊戲,實質獨立的「現狀」因而是必須保衛的資產。加上一如英格蘭和蘇格蘭,台灣和中國公民之間存在高度血緣、文化及語言的同質性,最大的差異在政體價值。於是,對於在民主化後接受高等教育的台灣年輕世代而言,民主論述與分離主義的結盟格外具有說服力。(同樣的情緒在目前的香港社會更是明顯。)從新潮流世代到後陳雲林時代,三十年之間,所謂的「台灣認同」已從一種烏托邦式的建國理想轉變為具有公民民族主義色彩的維護民主體制的意志。 

●民主之必要,自由之必要 ... 然後呢?

那麼,蘇獨運動到底告訴了我們什麼?

在歐陸被極右派種族主義政黨席捲的今天,蘇獨選戰最讓人動容的一個面向,就是它示範了對民族認同如何也可能是進步的、是不排外的,對價值的認同如何可以超越血緣語言的先天因素,成為參與政治共同體的條件。但獨立聯盟的敗選也提示了,在今日的全球政經結構中,單憑民族國家的力量往往並不足以實踐社會民主的理念。在感動、欽佩與嘆息之外,或許最務實的態度是認清:無論台灣主權地位為何,中國市場對台灣薪資結構、分配與房價的影響都會持續存在。

另外一方面,許多目前牽動台灣公民神經的公共議題─包括食安問題、洪仲丘案反映的軍中人權與法治公平問題、十二年國教所牽動的教育與階級複製議題、乃至連勝文參選所勾起的對權貴資本主義的不滿─這些公共討論在在顯示,單單是民主普選權利並不足以建構一個讓人人都有平等尊嚴與稟賦追求自我實現的社會。換句話說,目前的台灣社會已湧現了一股新的對於分配正義與社會公平的普遍渴望,而中國因素在當中扮演的角色極微薄。如果我們認為「民主制度」是值得捍衛的台灣資產,那麼政治自由本身不該只是行動的目的,而應該是用以追求更公平、更正義的社會願景的手段。近幾年在中國公民社會風起雲湧的「維權」運動,正是最好的例子:從毒奶粉事件、烏坎農民的抗爭到各種與環境和罷工權相關的抵抗,在在說明了,對政治自由的爭取是為了爭取對更廣泛的社會權的保障。

蘇格蘭公投已落幕,獨立派雖然未獲勝利,但絕大部份英國媒體都稱讚公投過程為民主價值作了極新穎出色的示範,也相信公投囊括的議題將持續獲得贊成派的認同,烙印在正反選民的記憶與實踐中。在主權之外,國家之外,在中國因素之外,許許多多的價值取捨每天不斷發生,形形色色的集體行動足以挑戰既存的不公。如何厚植台灣社會力,使得社會權保障能夠從鄉里、社區、企業、城市、校園等不同場域中深化,進而挑戰新自由主義的運作邏輯,或許是蘇獨運動給我們最珍貴的啟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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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1:張錦俊,被自由化撕裂的蘇格蘭 

國族主義與蘇格蘭獨立 

註2:錢克綱,蘇獨選戰與英國政治的未來

Niel Davidson, ‘Why Scotland should vote Yes’

註3:衛報 Scottish Independence : Poll reveals who voted, how and wh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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