黃怡:平冤計畫──他們如何逃過牢獄之災?

2017/10/10

「平冤計畫」(Innocence Project)成立於1992年,2017年慶祝25週年。圖右為兩位創始人之一巴瑞謝克(Barry Scheck)律師。圖片來源:WNYC

肯尼艾爾蘭(Kenneth Ireland,1970~)是1988年入獄的,他才18歲,因為被控謀殺、強暴、偷竊、闖空門四罪,被判50年有期徒刑。假使沒有假釋,他要到接近70歲才能出獄。

媒體常以「失去自由」來形容在監服刑的犯人,但凡是關過的人,都知道他們不只失去自由而已,沒有自由,就等於失去自主的人生,而對肯尼而言,尚猶有過之,在牢裡他還差點失去一條小命。

位於薩姆斯(Somers)的康乃狄克州矯治機構,是肯尼第一個待的監獄,在那裡,他幾乎天天目睹不同幫派的人犯殺來打去,恐佈事件永無止日。有一次,一位獄友被人潑灑化學劑,接著點火燃燒,肯尼的囚室近在咫尺,聽到獄友淒厲哭號,最後被醫務人員抬走。肯尼自己也住院過,群毆事件中,重達450磅的槓鈴砸到他的手,他因而有一指必須部分截除。

接著肯尼被送到位於維吉尼亞州的華倫斯山脊(Wallens Ridge)州立監獄服刑,那裡關重刑犯,人犯太猛,獄方以電擊棒伺候是家常便飯。他們移到那裡,是因為原來的監獄太擠,移監人犯中有兩名被殺,獄方說是死於原因不明的鬥毆,人犯則認為獄中有種族歧視,這兩人實是死於獄方的殘酷對待。

肯尼說:「我住的那區,只要我一抬頭,就有30個人犯,每人身上都有一塊他們自己磨好的小尖鐵片,一找到機會,他們就刺呀戳的。我每天在恐懼中度過,經常夜不成眠。」他在百般無聊中渡過21年,且天天在想,是不是自己遲早有一天會死在牢裡?

2009年8月19日,肯尼在「平冤計畫」的康州分部協助下,因DNA檢驗證實兇案發生時他不在現場,無罪開釋。2012年,藉助於DNA比對,警方找到了該案的真兇,是一個叫做Kevin Benefield的工人,他被判60年有期徒刑確定。於是在2014年,肯尼決定向康州政府提起民事賠償訴訟。損害分析書狀長達100頁,要求賠償金額為美元550萬~800萬美元,2015年1月判決,肯尼獲得600萬美元賠償:

◆ 失去自由以及無法正常生活,250萬元。
◆ 失去謀生能力及謀生可能所得,150萬元。
◆ 名譽損失,30萬元。
◆ 肉體及精神損失,150萬元。
◆ 其他相關花費損失,20萬元。

這是1992年平冤計畫公益團體成立以來,協助總共351名受冤人犯已平反的公開記錄中,民事賠償金額到目前為止最高的案例。事後,康乃迪克州州長還親自公開道歉說:「再怎樣的賠償,也無法彌補艾爾蘭先生因為冤獄21年被剝奪自由,以及因此被迫與親友分離的損失。」

肯尼的律師布羅斯(William Bloss)在記者會上說:「21年何其漫長。固然賠償金額十分龐大,但我很懷疑任何人會自願承受肯尼所經歷的這一切,以換取這樣高額的賠償。」


肯尼艾爾蘭在18歲被捕到案,他完全不知道,會為了一樁自己不曾犯下的姦殺案,在牢裡渡過接近21年。圖片來源:Innocence Project


肯尼艾爾蘭(左)走出法院。圖右為他的律師,代表康乃狄克州平冤計畫的律師布羅斯。圖片來源:MELANIE STENGEL / NEW HAVEN REGISTER

▍美國:肯尼的冤獄如何造成?

1986年9月3日,一名30歲的婦人,4個孩子的媽,在一家工廠獨自熬夜做工,她被強暴,頭部遭多次毆擊致死。警方獲報後,將她的遺體訴送交解剖,並從她陰道及肛門採集到精液樣本,接著,調查陷入停滯狀態。隔年9月,兩人向警方密報,說肯尼及其他兩名男性是兇手;他們說,肯尼及其中一名男性,曾自述與該案牽連,肯尼還向他透露了一些警方未曾公佈的、有關該案的訊息。

兇案發生18個月後,另一名密告者通知警方,艾爾蘭承認犯下該案,殺害了那位婦人,不過該密告者說,她聽到肯尼這麼講時,自己是醉的,有可能是她想像出來的,她也不確定肯尼承認時是否為清醒。然而根據這位女士的陳述,肯尼被以謀殺重罪、第一級強暴罪和第三級竊盜罪偵辦。後來的審判中,原密告內容裡的其他兩名男性兇嫌,不見警方有任何偵查,其中一人在肯尼被起訴之前,便已溺水身亡,只有肯尼一人受審。

兇案發生的3年後,肯尼的律師告訴陪審團,最先密告警方的兩人,是為了保護另一名可能真正犯下謀殺、強暴罪行的人,才舉報肯尼是罪犯;律師傳密告者之一做為辯方證人,該人承認,他在警方的陳述內容前後有矛盾。然而承審法官不讓肯尼的律師提出更多證據。警方作證,犯罪現場所採集的指紋,與肯尼的指紋無一符合。另一位刑事專家作證,現場採集到的毛髮,與肯尼的毛髮並不類似;他說,受害女性身體所採集的精液,是屬於non-seretor(意指A或B或AB型血)的男性,肯尼是non secretor,但有20%的男性都是non-secretor。

起初陪審團意見為6比6,無法決定有罪,最後仍判決肯尼有罪,法官定刑為50年有期徒刑。

1991年肯尼的律師聲請上訴,理由是該案的最先兩名證人,是衝著2萬美元的懸賞獎金才密報,且法官不當阻止辯方提出有關另有嫌疑犯的陳述,但是上訴被駁回。1999年,肯尼的律師再聲請上訴,可是當時DNA檢測結果並不具體,上訴再被駁回。「平冤計畫」的康州分部是2007年接辦該案的,藉助於新型的DNA檢測,排除肯尼是兇手。於是法院重審該案,在2009年8月19日撤銷所有對肯尼的控訴,判決他無罪。


呂介閔靠DNA檢驗證實未涉入郭姓同事命案。圖片來源:民視新聞截圖


蘇建和案已成為台灣最有代表性的冤案,全案經社會運動大規模救原援,纏訟達21年才定讞。

▍台灣:呂介閔自力救濟翻案

警方偵查的粗陋與法院裁量的輕率,常是造成冤錯案件的主因,尤其涉及殺人罪,來自被害者親友及社會輿論的壓力,使證據不充份的案件常遭到草草判刑。

台灣這類案件,最有名的是蘇建和案3名被告,因涉及殺害搶劫一對夫婦,雖捉到兇手王文忠,卻因警方不信他是一人犯案,刑求他,讓他講出一些過去交遊的朋友,再刑求這些朋友,竟講出根本不認識兇手的朋友,然後警方編造出一個漏洞百出的作案故事,有3人被多次判決死刑或無期徒刑。這3人無辜坐監將近12年,原兇手早因身為軍人而殺決,死無對證下,經由社運大規模救援活動,才在2012年無罪定讞,3人受冤前後總共21年,但法院對3人的冤獄賠償金額斤津計較,給身心俱受摧殘的3人,帶來再一次屈辱。

比較近期的冤案,有呂介閔案。呂介閔在加油站打工,於1991年認識郭姓同事,並開始交往,2000年7月21日郭姓同事在呂住家樓下的公園被姦殺,呂否認犯案,堅稱當晚沒見過郭女。雖然全案沒有目擊證人、兇器等直接證據,但是檢方仍依殺人罪起訴呂,並將他求處死刑,士林地方法院和高等法院因被害人左胸齒痕未必是案發時被咬的為由,兩度判呂無罪,最高法院最後根據測謊報告、通聯紀錄及死者左胸上咬痕比對等間接證據,2010年10月8日維持更三審判決,依殺人罪判呂13年定讞。

呂介閔獲得再審,是因為他在2014年11月,主動寫信給總檢察長顏大和,再次強調他沒有殺人,要求重驗留在死者身上的唾液DNA。該案關鍵證據的「被害人左乳房採集的唾液檢體」,在當年鑑定技術無法鑑定,如今在刑事警察局引進新型DNA鑑定技術(Y-STR鑑定技術及PowerPlex Y23 System試劑)重新鑑定後,與呂介閔不相符,成為檢察官得以聲請再審的關鍵因素,為釐清當年的鑑定結果,法院並傳喚當年負責本案的鑑定人、法醫到庭證述,最後做出無罪判決。

該案在有罪與無罪之間擺盪多年,指控呂介閔殺人的證據無比貧弱,只憑死者乳房上有咬痕以及呂的測謊記錄,就判他殺人罪,然而又證據不充份,法院沒有做無罪推定,僅僅折衷不重判他死刑或無期徒刑,這樣的敷衍判決,已令人齒冷。幸虧呂介閔運氣不錯,2014年2月,高檢署將該案分給檢察官陳宏達偵辦,他仔細看完該案歷審卷證,決定到嘉義監獄採集呂介閔的唾液,交由刑事局重新鑑定不符,立刻主動聲請再審。假使分案到稍稍不願多事的檢察官,呂介閔恐怕就要為了一樁自己沒有犯的案子,白白坐牢18年了


菅家利和1991年被捕時,43歲,完全被嚇壞了。他聽信官府之言,以為唯有承認犯案才能保住性命。圖片來源:Sharetube.jp


1991年的日本剛引進DNA檢驗技術,一切配備皆準備不足,卻因為吹噓已近入科學辦案時代,大肆宣傳足利案已完全破案。圖片來源:Sharetube.jp

▍日本:足利事件的破案盲點

日本的足利事件,是20世末最有名的冤案。1990年5月12日,日本栃木縣足利市的一家柏青哥店老闆的4歲女兒失蹤,第二天被發現遭殺害陳屍在渡良瀨川河濱公園。菅家利和因為經常出入這家店,遂被警方列入調查對象。

警察第一次來到我家,大約是在我被逮捕的一年多前,1990年11月,也就是松田真實小妹妹被殺害的半年後。1990年5月12日,真實小妹妹(當時4歲)和她父親一起到栃木縣足利市的柏青哥店後,當天即行蹤不明。隔天早上,她的遺體在柏青哥店附近的渡良瀨川堤防旁被發現。……事件發生當時,43歲、單身的我和街坊鄰居幾乎沒什麼往來,不上班的時候,常上柏青哥店或窩在離老家約15分鐘腳踏車車程的租屋處。我想就是因為這樣,我才會被當成嫌疑犯。」(見《冤罪:一個冤案被告對警察、檢察官和法官的控訴》)

警察到菅家利和的住處做家訪,發現他家中有不少成人電影帶,就認定他處於性的慾求不滿狀態。他們要求菅家提供唾液,檢驗後發現他是B型血液,而真實小妹妹短袖內衣上殘留的精液,也是來自B型血液的人,於是決定對他進行24小時跟監。事實上,日本人中每5名就有1名是B型血液,警方為求儘早破案,抓住這位嫌疑人不肯放手,遂鑄成悲劇。

身為幼稚園的接送司機,菅家利和每天都被孩童圍繞著,卻從未發生任何性騷擾的行為。警方跟監他半年,未發現他有任何異狀,卻仍認斷他有戀童癖,1991年12月,決定讓他到警局接受偵訊。從他事後回憶整個過程,他會承認殺害女童,最主要原因是害怕:

12月1日的早上,警察毫無預的將我從租屋處帶走。當天從早上一直偵訊到深夜。

一整天下來,刑警一直對著我說:「就是你做的吧!」我雖然否認,但他們完全不接受。刑警說我去過現場,但我根本沒去過。我告訴刑警們說我沒去過,他們就是不相信。刑警還痛罵我,說一定就是我做的。不論我說了多少次不是我做的,他們還是一點都不相信。隨著時間的經過,刑警說話的音量也越來越大。之後他們甚至開始拍著桌子說:「趕快承認了才會比較輕鬆!」

後來,當我低下頭時,刑警便糾起我的頭髮。他們又是拍桌,又是大呼小叫,我越來越覺得他們恐怖,再加上我又累又睏,當時心想,雖然那不是我做的事,但如果我承認了,或許他們就會讓我休息,於是我就不小心承認了。(中略)

本地的朋友們,無論如何請你們相信我,我和足利事件一點關係都沒有。我會在二審繼續奮戰,所以請各位支持我。本地的朋友們,請前來法庭旁聽。足利事件的DNA鑑定存有太多疑點了。我明明沒有犯罪,卻被當成犯人。這件案子的DNA鑑定真是太詭異了。(給後援會的信,1994/5/13)

不巧的是,1991年日本警方剛剛才開始模仿美國,想做嫌疑人的DNA比對這類所謂「科學鑑識」,執行的技術與人員都還不成熟,(見〈平冤計畫:O.J.辛普森案的貢獻〉,DNA再檢驗是美國平冤計畫開始推廣的),他們拿被殺女童的短袖內衣上殘留的精液做比對,發現菅家利和符合。而事實上,依當時的比對正確率,1,000人之內會有1.2人符合,案發當時,足利市的男性有82,788人,即使把可能犯案的年齡層去掉一半男性,在足利市還有50人是可能符合的。

但是後來警方鑑識單位也承認,隨著比對方式的調整,基因型相符的比例可能達到5倍之多,若連同足利市周邊地區一起計入,兇嫌可能多達706人。

然而法院將DNA鑑定結果,加上菅家的刑求自白,加上斟酌他在出庭時有時承認、有時否認,否認後再承認等的反覆態度,終於在1993年7月7日,將他判處無期徒刑,並於2000年判決確定,發監執行。


菅家利和出獄後,積極參與日本各地的平冤運動。他現身說法,給獄中的受冤人犯帶來極大的鼓舞。圖片來源:截取自網路


台灣角川書店與台灣人權促進會共同出版的《冤罪》,是足利事件全記錄。

▍平冤後援團體的力量

菅家利和是一個溫馴、瘦小的男子,可能由於出自弱勢家庭,被捕後就嚇壞了,他哪裡曉得偵查中可以委任辯護人?哪裡曉得警方偵訊中他有權要求錄音、錄影?在家人全程怕事不參與(甚至沒有回他一封信)的情況下,法院委派給他的公設辯護人梅澤,從一開始就沒有為他做無罪辯護,直到一審第6次出庭前,菅家的哥哥提醒他,說菅家曾寫信說自己是冤枉的,才察覺他可能是冤枉的。梅澤律師鼓勵菅家開口辯稱無罪後,又對官司的判決沒有把握,遂建議菅家乾脆做認罪協商,簽下承認有罪以換取無期徒刑判決的陳報狀。這是該案在後援會介入後,才陸續知道的情形。

東京高等法院在菅家利和聲請上訴期間,雖曾指派另一位公設辯護人,但後援會決定另聘佐藤博史為辯護人,因為他們知道佐藤律師曾寫過關於DNA鑑定的論文。不僅如此,佐藤過去辦過與戀童癖相關的案子,他和菅家只見面30分鐘,就確信菅家不是犯下此案的人,答應為他辯護。上訴期間,佐藤曾感嘆,最高法院不是事實審,極少開庭,要是法官們早點親眼看到菅家,跟他講個幾句話就會知道,他是那種見了官署便噤若寒蟬的底層社會產物,在後援會鼓勵他說出真相之前,他還真以為,只要承認有罪才可保住一命。

其實,遍讀美中日冤案,多的是這種蒙冤者,其中甚至有相當高比例有各種精神狀況,若無人在旁輔佐,什麼罪都可能承認的。他們一旦判刑入獄,又成為獄卒或獄友凌虐的對象。像菅家利和就說,他一進到千葉監獄,因為沒有記熟棉被和毛毯的摺法、廁所與榻榻米的打掃法、窗台的擦拭法等,無心弄錯了,便會換來一頓拳打腳踢,曾被踢斷兩根肋骨,踢中陰部,甚至曾被「學長們」把他的頭壓入裝滿水的洗臉盆,當時他覺得自己都快死掉了。

佐藤律師調查菅家利和的證詞,提醒法官,菅家說他以腳踏車載著小女孩到河濱公園,當時該處在辦活動,起碼有百人在場,卻無一出面作證目睹。菅家說他如何抱著小女孩自慰,之後又把遺體抱東抱西,以一個43公斤的人能否對18公斤的小女孩做此事,也令人生疑。最重要的是,在警方推估女孩死亡晚間時刻,菅家說他根本就在家,他下午點多曾在附近的便利商店買東西,然後回家,直到第二天早上才出門;這張購物的發票存根也找到了。

不過,最後使最高法院傾向做該案DNA重驗的,卻不是佐騰律師從二審以後所提出的14大疑點,而是美國陸續傳來由DNA新技術重驗而平反的案例,才讓法院點頭在2010年進行DNA重驗,結果證實凶案殘留精液不是來自菅家利和,法院裁定停止執刑,他才終於結束了17年的牢獄之災。

該案獲准再審後,2010年3月26日,日本宇都宮地方法院審判長佐藤正信宣布被告菅家利和無罪,合議庭三位法官並起立向菅家先生鞠躬致歉,說「我們一直不傾聽真實的聲音,而剝奪了您17年半的自由,真的是非常抱歉。」菅家高興流下眼淚,他走出法院,雙手高舉接受歡呼,興奮之情溢於言表,一旁的支持者則高舉「完全無罪」、「裁判長、謝罪」的直幅標語。

最後,菅家利和獲判8,000萬日圓的冤獄賠償。


葛里遜(中)目前是平冤計畫總會的董事,圖左Dannis Fritz為《無辜之人》中報導主題的存活案主,獲釋後亦積極投入平冤計畫活動。圖片來源:BJTJ1@flickr, CC BY 2.0

▍平冤計畫已出發25年了

台灣經歷了江國慶案,雖然後來創下超過新台幣1億元的賠償記錄,但江國慶本人,在1996年9月涉案後,不到一年就被槍決了。江案的偵訊、審判、翻案過程,因為媒體加強報導,國人歷歷在目,而且該案的二度「破獲」,並稱有DNA檢驗為證,後來卻證實是另一涉及刑求自白的案件,2014年3月無罪定讞。如果這樁重大冤案,尚喚不醒大家的正義感,對於台灣的冤錯案件冷漠待之,我們還稱得上什麼現代公民嗎?

以寫作法律小說聞名於世的約翰葛里翰(John Grisham),這幾年來一直是美國「平冤計畫」(Innocence Project)總會的董事,該會成立於1992年,今年正慶祝它的25週年,該團體已成功以DNA重驗,使351名無辜的人犯重返自由,且其中有20人是定讞後等待執刑的死刑犯,其中有150案已找到真正作案的兇手。葛里翰常透過媒體,鼓勵大家參與無辜者的救援行動,他說:「你可以捐點錢給正在從事這類救援的專業團體,不過更重要的是,這些無辜的人永遠需要社會大眾的關心。」

葛里翰以身作則,不但曾寫出曾振奮美國平冤團體的長篇報導《無辜之人:小鎮冤案紀實》(The Innocent Man,2006),而以冤錯死亡的黑人青年為主角之一的小說《自白》(The Confession,2010),嚴厲控訴司法界及社會大眾對正義的淡漠,亦掀起廢死運動的另一波討論。他聲稱,人權教學應該進入小學,使美國公民從小就知道如何保護自己的各種權利,他的少年法律小說《西奧律師事務所》(Theodore Boone),自2010年以來,出版到第6冊,其內容的紮實與精采,還更勝他寫給成年人讀的小說。

至今,每年仍有數千封在監囚犯寫信到「平冤計畫」,要求協助平反冤案,該計畫已在全美46州成立分會,更將相關理念及運作實務,逐漸擴散到其他國家。平冤計畫的兩位創辦人之一彼得紐菲(Peter Neufeld)曾說,從各地平冤團體所蒐集到的訊息,已證明警察的養成教育內容必須全面更新,他們必須對人權的理論與實踐有更深的認同,才能夠避免冤案層出不窮。

另一位創辦人謝克(Barry Sheck)則認為,從比率甚高的冤案獲得平反,可以看出司法體系對於刑案審理的制度,必須有更結構性的改變,「人只能活一輩子,警察偵訊、檢察官起訴、陪審團與法官判刑,是影響著太多人人生的重大行為,豈可不慎乎!」

     

延伸閱讀:

《蘇建和案21年生死簿》,蘇友辰律師口述、黃怡整理撰述,前衛出版社,2013年。

《冤罪:一個冤案被告對警察、檢察官和法官的控訴》,民間司法改革基金會監譯,王信仁、楊名豪、陳明楷合譯,台灣角川書店與台灣人權促進會共同出版,2013。

《Convicting the Innnocent》中文簡介,金孟華譯,台灣冤獄平反協會網頁,2015。

平冤計畫──驚悚小說家約翰葛里遜與他寫的故事〉,黃怡,獨立評論2017/8/19

平冤計畫──希拉蕊史旺的非常上訴〉,黃怡,獨立評論2017/8/24

平冤計畫:O.J.辛普森案的貢獻〉,上下兩篇,黃怡,獨立評論,2017/9/10

為這篇獨立評論按讚→  

本欄位提供網路意見交流平台,專欄反映作者意見,不代表本社立場。

「獨立評論@天下」提醒您: 

1.發言時彼此尊重,若涉及個人隱私、人身攻擊、族群歧視等狀況,本站將移除留言。

2.轉載文圖請註明出處;一文多貼將隱藏資訊;廣告垃圾留言一律移除。

3.本留言板所有言論不代表天下雜誌立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