黃怡:Paul Bowles──牢籠的門永遠開著

2017/08/11

保羅柏爾斯與珍柏爾斯,20世紀最奇特的文壇絕配,攝於1949年,《遮蔽的天空》出版後。圖片來源:SRF

保羅柏爾斯(Paul Bowles,1910~1999)在記錄片《牢籠的門永遠開著》(The Cage Door Is Always Open)談到「愛」,說:「L-O-V-E,我不知道它是什麼意思。」當然,每個人都應該會知道愛的意思,但話說回來,它到底是什麼意思呢?比較奇特的是,當許多人花一輩子在追索愛的意義時,柏爾斯卻一而再的以實踐來證明,他不知道愛的意義。

對於中文讀者或影迷而言,柏爾斯不是耳熟能詳的作家,雖然他在英美算是成名作家,處男作《遮蔽的天空》(The Sheltering Sky,1949)是暢銷書,義大利導演貝托魯奇(Bernardo Bertolucci,1940~)將它搬上銀幕,炫麗的地景及空靈的對白,更增添了該書的神秘性,以致將近70年後的今天,原作數十種文字的版本,仍吸引好奇的讀者,願意坐下來,竟讀它。

在名作《1900》之後,貝托魯奇難得正經拍一部電影,《遮蔽的天空》(1990)已是強弩之末。義大利人的身體裡,留著太多聖人的血液(如亞西西的聖方濟)、太多權謀者的血液(如佛羅倫斯的馬基維利),愛,很難不帶有聖潔或勝利的色彩,而柏爾斯竟然可以在原作中那麼無畏的,那麼赤裸的展現人為了性不惜犧牲愛,為了排解寂寞不惜犧牲忠誠,最重要的是,為了追求快樂可以犧牲平靜,為了自由可以犧牲親情、愛情,而且必須馬不停蹄的犧牲再犧牲,才看得到自己真正要些什麼。

然而《遮蔽的天空》電影中,約翰馬可維奇(John Malkovich)天生邪氣,儘管講起話來人模人樣,哪可能表現出保羅柏斯的溫文爾雅、悲天憫人?黛博拉溫姬(Debra Winger)美麗動人,又哪可能表現出珍柏爾斯(Jane Bowles,1917~1973)的刁鑽調皮、洞悉人性?《遮蔽的天空》正是以柏爾斯夫婦為模本來寫作的,雖然保羅常跟人否認,不能將珍這樣對號入座,但他也承認小說中女主角的遭遇,是參考了珍的性格特質,延伸而成。保羅安排男主角波特死於急症,女主角將他的遺體棄置不顧,失神的逃入大沙漠,路途中跟上駱駝商旅隊伍,並被年輕英俊的殷商納為小妾,無止盡的強制交歡,逼得她不得不逃跑。連珍自己讀了《遮蔽的天空》,都覺得它有預言性質,而不禁莞然。

保羅說《遮蔽的天空》拍得「糟透了」,但不好沒關係,權利金好用就好了。其實原作是否高明,也見人見智,它的文字是一種19世紀的英文,雖然他本人嗜讀愛倫坡,卻承襲了諸如司考特或哈代的語文傳統,精確,但時而顯得迂迴。該書成功的部分,是描述男主角(也就是保羅自己)逃避文明的決心,他在沙漠邊緣徘徊,即使簡陋的旅店房間,也比中產階級雅不可耐的家屋好,而荒無人煙的曠野,自是比車輛穿梭如流的都市強。1947年他定居摩洛哥坦吉爾(Tangier),前後52年,1960年起住在一個可以眺望直布羅陀海峽的小丘上,與海之間隔著櫛比鱗次的大片居民土房,這是他尚能忍受的、與人類的起碼距離。

相對於保羅的大書,珍柏爾斯在1943年年出版的小書《兩位嚴肅的女人》(Two Serious Ladies,林家瑄譯,行人出版社,2007),裡面也有她自己與保羅的側寫,小說中的考柏菲爾夫婦,就是柏爾斯夫婦,雖然保羅抱怨珍把他寫得「像個白癡」,卻極力讚佩珍的努力(這裡面也有保羅自己的督促之功),並常告訴來訪者,他之所以重拾文筆,寫下《遮蔽的天空》,是受了《兩位嚴肅的女人》的啟發。與《遮》相同,《兩》也是珍的處女作,兩者結構都同樣鬆散,保羅比珍更有意識的「反抗」小說必須有結構,但珍似乎不費吹灰之力即達成這點。

保羅說:「文字不就是這麼回事嗎?主要的不在於故事本身是什麼,而在於如何去說一個故事。」

  
保羅柏爾斯處男作《遮蔽的天空》,麥田出版。
             

珍柏爾斯處女作《兩位嚴肅的女人》。行人出版。

▋不要愛情

我必須承認,雖然多年前看過電影《遮蔽的天空》,對它的沙漠異地情調印象很深,卻不曾認真想過這電影背後還有個真正的作者,而這作者可能是個真正有意思的作家,直到讀了陳蒼多的一本小書《奇人魅影》(新雨出版社,1995),裡面有篇小文章介紹保羅柏爾斯,陳老師對柏爾斯只是隨筆寫寫,沒有特別推崇,只提到美國著名的文評家維陀爾(Gore Vidal)說,麥谷蕾(Carson MacCullers)、田納西威廉斯(Tennessee Williams)與保羅柏爾斯,是美國文壇最有趣的三位作家。因為前兩位作者碰巧是我最喜歡的作家,遂找來保羅的書讀讀。老實說,保羅的文學沒有特別好懂,倒是柏爾斯在坦吉爾居住了52年的這點,吸引了我。

過去常在街頭看到外國人,尤其是夏天,他們揮汗如雨的走在煙塵漫天的鬧市街頭,且不論各角落的厚垢和垃圾,我總是自問:「幹什麼他們呀?為何捨棄祖國的先進與(至少比較)淨潔,跑到這個小島上來?真的是因為台灣人比較有人情味嗎?」看過柏爾斯的自傳及小說等,我才明瞭,很多人是打心底討厭他們的原生家庭的,痛恨他們自小長大的環境,只有這樣長途跋涉,才能褪盡身上的羶臭之味,足以面對且接受與生俱來的、那個比較真實的自己。

談到成長背景,保羅與珍簡直像異卵雙胞胎。他們都是紐約市中上階級的家庭長大,到父母親那一代,雖非富有,卻已衣食無虞。兩人的家庭皆來往無白丁,且具有相當程度的文化水平,而且更妙的是,珍8歲那年父親去世,保羅則遇上一個對自己人生不滿且處處與他作對的父親,因此,兩位母親只好不遺餘力的保護他們,到了驕寵的程度。保羅與珍都自幼聰穎,若遵從長輩的建議,隨便去讀個大學,找份工作,即可安渡終生歲月,然而他們都不願意。他們自知過的是一種被「遮蔽的」生活,厚大的雲朵後面,還有一個未知的世界,等待著他們去探尋。

或許是天性,或許是基於父親的過早缺席,沒有所謂人須有「父母」(或須成為父母)的刻板鑄鍊,保羅與珍不及成年,已自願發展為雙性戀,只要碰對了人,無論是男是女,他們都可以為之掏心掏肺。他們不嚮往傳統夫妻的親情,覺得那是一種深受拘束與誤解時,仍需強顏歡笑的「非愛」,但他們畢竟不是亡命之徒,仍然需要個家,需要「家後」。西方文藝圈中,至少就20世紀而言,很少看見比保羅與珍更特立獨行的夫妻檔,相戀不及一年便論及婚嫁,肉體關係僅持續一年半便各自另覓愛侶,但同時又長年居住在同一地點(常是樓上樓下),住處間有直播電話相扣,旅行期間每每通信不斷,相見則歡愉共論一切,居家時共食共飲,招待朋友,金錢上相互扶持,事業上彼此幫助,1957年珍中風後行動不便,保羅更是唯一安排照料她的人,直至她1973年逝世於西班牙一家修道院的照護中心。

書評家喜歡說,《遮蔽的天空》是在保羅發現珍的外遇嗜溺已無可迴轉時,以小說抒懷的浪漫之作。但是男主角波特匆匆亡故,令人懷疑保羅是藉著死亡滌淨自己心智,與凡俗之愛永遠告別。人說情愛可以解除寂寞,保羅則說,假使你經過沙漠的洗禮,體驗過身在其中的寧靜與空無,會發現人何其渺小,小得像一粒砂,砂沒有記憶,故沒有歲月先後的比較,便沒有寂寞可言,那麼又何須多情多愛來填補它?失愛、外遇等都不是重點,重點是遮蔽的天空背後,究竟還有什麼境界?什麼是最極致的靈性風景?人如何與它融通為一,成為一種超穩定結構,怎樣的風來、雨來,都無法蝕之侵之?

保羅與珍,比所謂「垮掉的一代」(Beat Generation)早20年過Beatnik的生活,賤視所有主流價值觀,願意沒有人生目的,任隨命運前行。保羅18歲去了巴黎,遍訪他過去崇拜的作家、藝術家,心胸豁然大開。回到紐約後,在家人勸導下繼續就讀維州大學文學系,煩悶至極,遂以丟銅板決定下一步,銅板一面是立刻服毒自殺,另一面則是放下一切,立刻前往歐洲,並不再回頭,結果銅板告訴他後者。他到了歐洲,繼續跟著前衛的古典音樂家柯普蘭(Aaron Copland,1900~1990)學作曲,1930年完成了他的第一首古典音樂作品──木管與黑管奏鳴曲。


保羅1933年的作品Sonatina Fragmentaria。許多人認為他的音樂創作能力高過文學創作,如能留在美國繼續作曲,肯定名利雙收,說不定會成為另一個梅湘、魏本或柏格。

▋不要事業

保羅3歲識字,4歲寫故事,11歲開始讀中國唐詩,17歲在實驗性文學刊物Transition發表詩作。自小學鋼琴的他,常趁父親不在時以鋼琴即興作曲,15歲聽到史特拉汶斯基(Igor Stravinsky,1882~1971)「火鳥」的現場演奏會,便認為有為者應若是。在他1937年認識珍時,已是小有名氣的作曲家,為田納西威廉斯的劇作、奧森威爾斯(Orson Wells)及羅西(Joseph Losey)的電影做過曲等等,由於效果奇好,邀約不斷,他也寫歌劇、寫歌謠等,至今仍常有人傳唱及演奏。

可是就在保羅聲名鵲起時,他離開了紐約。多年後他告訴來訪者,他如果想要一個事業,留在紐約就是了,「但我這人沒什麼自我,覺得賺的夠吃飯睡覺旅行,就可以了。我沒有必須成就什麼的意識。」很幸運,《遮蔽的天空》的暢銷讓他有許多年遂願的遊走人間,直到有一天,他在自傳《馬不停蹄》(Without Stopping,1972)中寫道:

我並沒有選擇在坦吉爾永久居住,只是碰巧如此。我過去到坦吉爾多是小住,然後再出發旅行,希望一直這樣旅行下去。後來我變懶了,不再這樣旅行了,有一天突然發現,怎麼世界上人越來越多,到哪裡都是一大堆人,而旅館也沒以前好了,旅行漸漸不再那麼舒服,所到之處漸漸的不再美麗。之後,每旅行了一陣子,我就迫不及待的想回到坦吉爾。所以我在坦吉爾,是因為世界不再美好,我不再想旅行了。

那麼,為什麼不回美國呢?保羅可以繼續作曲、寫作,他的崇拜者們,也不必大老遠跑來這個原是法屬殖民地的、鳥不生蛋的地方朝聖,摩洛哥的居民是回教徒,對外國人,無論你住了多久,永遠持敵視態度,是一個外人無法生根的地方?不但如此,摩洛哥人還以擅於下咒著名,珍病重後,為了讓她能夠安心養病,保羅還不得不請走珍的長年愛人謝麗法,一個帥氣、有趣的坦吉爾女人,清掉家裡一切作法的證據,只因為大家似乎認為,珍害怕她,認為她想控制珍,佔據她的家?

保羅的解釋是:「走遍全世界,像坦吉爾這樣大小規模的城市,都大量沾染了人類文明的負面習氣,坦吉爾還好。」他說,他在美國長大,其實並不大了解美國,他認識的美國唯有紐約,回到美國,他就必須重新回到「父母的懷裡」,而他的人生計畫中唯一確定的計畫,就是「把我的父母排除在我的任何計劃當中」。他當然不要回美國,自從1947年以後,僅斷續接過幾個百老匯的配樂邀約。「甚至我從小就希望不要在回家了。」保羅回憶6歲時被家人託給別人照顧兩週,他連是什麼人都記不得了,只記得不停的央求母親,不要再讓他回家了。他9歲那年,父親得肺炎,母親把他託給別人照顧一兩個月,他記得自己不斷的寫信回家,「拜託讓我在這裡待久一點。」他不想再見到父母,重溫那樣的家庭氣氛,過那樣的家庭生活。

至於有人問保羅,是否因為寫作而放棄作曲?他否認,說寫作與作曲是頭腦中不同的地方在作用,沒什麼牽連。的確是為了離開美國,他才無法繼續作曲事業,「那麼也就罷了吧,」保羅說,「我並不是深思熟慮的人,從來不是有思想的人,會發生什麼事情就再說罷!」


保羅柏爾斯的自傳。  


珍柏爾斯的傳記。

▋一個沒有自我的人

保羅常說他沒有自我,從不羨慕或嫉妒其他人的成就。別人說他的作曲或文學不錯,或是批評不好,他都聽得興味盎然,但也不覺得別人講得有多對。唯一例外的是,有一年他翻譯沙特的劇作《沒有出口》後,美國作家桑頓懷德(Thorton Wilder)特地老遠跑到新英格蘭,來聽保羅的配樂新作,並到劇場的地下室找到他,告訴他:「你的翻譯實在不怎樣,寫作不怎樣,還是繼續搞音樂的好!」保羅在自傳中說,懷德說的沒有錯。

對保羅最捧場的,恐怕是田納西威廉斯了,保羅定居坦吉爾之後,仍不時找保羅為他的劇作配樂,對於《遮蔽的天空》也毫不保留的贊賞,認為他是少數靈魂上有近代西方歷史印記的作者。垮掉的一代,如Allen Ginsberg、William Burroughs、Gregory Corso都是他在坦吉爾的常客,卡波第(Truman Capote)成為珍最要好的朋友之一等等,看來1931年葛楚使坦(Gertrude Stain)建議保羅與科普蘭去坦吉爾是對的。保羅成了坦吉爾外國文人中的教父。

我個人覺得最有趣的,是台北的行人出版社出版了《小小的原罪:珍柏爾斯作品與生活》(The Little Original Sins,Millicent Dillon,李三沖譯,2005)這本超過600頁的傳記,即便在英美也是冷門作品。從這本書,讀者可能會發現,首先決意定居在坦吉爾的是保羅,但真正享受到摩洛哥市井生活的,卻是珍。珍的個性中有一種果敢、野蠻或瘋狂的成份,使她成為保羅人生的檢視者,保羅自己說過,珍生前神智還好的時候,保羅的每一頁作品,都和珍一起閱讀過或討論過。兩人是無可懷疑的靈魂伴侶,卻能夠尊重、包容對方的性夥伴或愛人,在異地過著時而孤立的生活,長達數十年。如果這不是愛,又是什麼呢?

身為個人主義偶像的保羅,由於與珍在心性上的水乳交融,使他經歷了雙料的個人主義人生。但這並不表示他缺乏社會參與,1962至1964年,他為美國國會圖書館完成一可貴的計劃,由洛克斐勒基金會贊助,以4個月的工作天,在摩洛哥23處地方錄製原住民音樂,即例證之一。錄製過程十分艱辛,當年的錄製器材相當龐大,由於很多地方沒電,能夠唱奏音樂的鄉民必須以各種食物為報酬,把他們載到有電的場所,一個個過濾唱奏內容,終於在1972年完成兩張唱片。

保羅在自傳中說,早在1940年代初,他就想錄製這套音樂,但是當時摩洛哥當局認為,這樣的音樂會使外國人士更覺得摩洛哥很落後,是野蠻人的國度。直到20年後開始錄製,官方仍不樂意配合,只是忌於美國國力雄厚,不得不開放保羅等人工作。不料風水輪流轉,再過20年,摩洛哥政府終於了解保存原住民文化的重要時,那些唱奏者已不存在,要找尋音樂傳統,必須回過頭來求助於保羅這套錄音。後來,基於有心人士贊助,還出版了其餘的一些錄音。

保羅說,他的自傳寫得不夠好,由於簽了兩年約,他蒐集相關材料就耗了一年,又時值珍的病情持續惡化,一出狀況,他就必須立即坐船穿過直布羅陀海峽到西班牙處理,所以,自傳前半本寫得較詳盡,較多內心話,後半本便好像流水帳,凡事草草帶過。但若要真正寫完他做過的事或所往來的文人,恐需要有好幾本《馬不停蹄》才寫得完。固然從《小小的原罪》,我們藉由保羅對珍的寬容與保護,得知他是個即之乃溫的耿耿君子,至於其他事蹟,就必須從他的相關出版物、傳記、記錄片等,才多少拼湊出他的整體精神面貌。

保羅不僅寫小說、寫遊記,最後30年還錄下眾多摩洛哥民間人士所講的故事、歷史、奇想等,使世界的文化地圖上,摩洛哥可以佔上一個小小的角落。比諸只是在摩洛哥渡假、喝喝酒、吸大麻、玩女人(或男人)的歐美文藝界人士,他也是唯一對摩洛哥有回饋的文人。

很奇怪的,雖然保羅承認「我對美國的需要只有金錢」,但是他人前人後都自稱是個「歐洲人」,老年後幾次到美國做駐校作家,或是參加他自己創作的音樂會,更說他從不了解美國,也越來越對美國陌生。保羅自年輕時接受訪問,常說的「我不是逃離美國,而是逃向某些我不知道的地方。」到了晚年,他說他知道了,呵呵,原來他只是越來越逃向自己的墳墓。

死亡總是尾隨著我們,但是因為我們不曉得它何時會來到,使我們誤認為生命是儘可揮霍的。因為我們不曉得,才以為生命之泉將永遠泊泊湧現。

珍於1957年中風後,神智逐年渙散,加上時好時壞的失明狀況,足足有16年,不能再像過去那樣陪伴保羅了。相信保羅至此應領悟,他或許不知道愛是什麼,但人畢竟不是一粒砂,他還是會寂寞的。

1999年11月7日,保羅被送到摩洛哥的一家醫院,11天後病逝。紐約時報第二天刊了追悼文,說他如何如何的有名,但最有名的是「身為保羅柏爾斯這個人」(He was most famous for, simply, being himself.)。據說在他的最後日子裡,對照護者別無所求,只常要照護者走到戶外,錄一段清晰的蟬叫聲,放給他聽聽……


保羅柏爾斯說:「我是個沒有太多自我的人。」圖片來源: Swiss Foundation for Photography and Rodrigo Rey Rosa

     

延伸閱讀:

《遮蔽的天空》有兩本中文譯本,一是羅若蘋譯(時報出版,1998),一是周雅淳譯(麥田出版,2014)。

保羅在《遮蔽的天空》電影最後一幕客串演出 

保羅的一生簡短紀錄片 

Paul Bowles: Concerto for Two Pianos, Winds & Percussion, Part I 

保羅作曲、田納西威廉斯作詞的Heavenly Grass

保羅柏爾斯紀錄片《牢籠的門永遠開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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