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月11日早晨,滂沱大雨。辛亥路台大後門搭起甚久的圍籬已經拆除了,不遠處架起了一個大紅帳。這是台大社科院新大樓的落成典禮,有朋自遠方來。管弦齊奏,熱鬧非凡,突然出現一陣騷亂:四個穿著黃色雨衣(上寫紅色大字「工殤」)、戴著黃色安全帽的學生逼近會場,持手舉牌,大喊「台大工安,隨意擺爛」等口號;同時,五條醒目的白布條從隔壁的社會系館垂下,上以紅字、黑字書寫「屍骨未寒工人之死」、「虛華謳歌台大之恥」等語,二十多位學生聚集在社會系陽台呼喊口號抗議,直到被校警勸離為止。

這些學生在抗議什麼?四月下旬,台北市勞動局將台大列為「職災地圖」上的「危險工地」,在五年內發生三起工人死亡的重大工安事件。學生組成「台大工安出代誌監督聯盟」(下稱監督小組),在制度層次提出三點訴求:「工安負責人專業化」、「成立專責監督單位」以及「工程資訊透明化」,也主張台大應肩負工程中身為業主(事業單位)的社會責任,在契約中與承攬包商訂定比現行法律更嚴格的環安衛規範,才不辱一流大學之名。

面對異聲,亦受邀前來觀禮的社科院新大樓設計者、日本明星建築師伊東豊雄在致詞時表示:「很高興,在台大能看到不一樣的意見表達。現在的日本,已經沒有年輕學子願意出來抗議了!」,捐款挹注的企業家童子賢也說:「剛剛突發的抗議事件,如果他們不是台大的學生,才真讓人失望。如果他們是台大的學生,我要謝謝台下的老師們教出這樣的學生,也不枉費我捐款。」相對地,當時擔任司儀的新聞所彭文正教授,則反應機敏地以「各位來賓,這絕不是我們預先安排的節目」、「這些學生未來都可以當立法委員」等語奚落;而統籌新大樓工程的社科院遷院工作小組執行長、台大政治系副教授彭錦鵬,則事後在臉書痛批:「學生完全沒有查證就相信某份晚報錯誤的報導,在大樓落成典禮,發動奇襲式的錯誤和粗暴的抗議」。

所謂「錯誤的報導」,指的當是《聯合晚報》4月20日對「職災地圖」的報導,其中提到「台大社科院在去年11月17日,發生1起勞工在進行空調設備維護保養作業時,墜落死亡的職業災害案件;結果相隔不到2個月,今年1月7日在校區社會科學院新建工程,又發生1起勞工從約2.7公尺高的合梯墜落死亡職災案件。」而11月的事件實是在台大共同教學館發生,而非社科院新大樓。

然而,監督小組的訴求並非僅適用於新大樓,工安事件也不是只會發生在新大樓。面對全台大校園數以十計的大型建案,我們沒有理由不戒慎恐懼。斯大林曾說:「死一個人是悲劇,死一百萬人只是個數字」。不知何時起,死一個人甚至連悲劇都不是,只是一件「惋惜和遺憾的事情」了。台大在短短兩個月內因工安問題造成兩起死亡是事實,它們背後有系統性、結構性的問題要面對:工安教育、稽查、監督……這在校級規範的尺度下怎能切割處理?況且,學生如果引述錯誤,學校工安資訊不透明也不能脫責。以職掌監督責任的總務處營繕組為例,其網站上「工安巡察」部分只能看到今年一月到四月的五起巡察(其中三起集中在四月底),沒有「下一頁」的按鈕,看不到先前的資訊。

校方將工安事件個案化,與「市面上」流行的個人歸因論(personal attribution)有高度的親近性。比如說,是工人自己不戴安全帽、粗心大意、知識不足,甚或化約為偶然、運氣不好、意外事故,因此回應也就只能是浮面的「以後會小心」、「謝謝指教」。根本問題在於,悲劇發生的勞動體制與環境究竟樣貌為何?根據過去研究,營造業的轉包型態,在削價競爭、強行趕工的利潤極大化、成本最小化考量下,往往也把勞動者的安全健康減掉了。對於台大工安,我們目前也只能從媒體以及多次詢問校方所得的零碎片段中,勾勒出模糊的面貌。然而,主其事者其實本來有責主動揭露。唯其如此,我們才能將焦點由事後補償轉向事前預防,由個人轉到職場的法規制度和產業結構,甚至更深入地檢討勞基法、勞工安全衛生法等現行法規的侷限。

當然,在大樓興建過程中付出無限苦勞的彭老師,會感覺自己被針對(take it personal),甚或感到憤怒,這是情有可原的。畢竟他對這場落成典禮的期待,就算沒寫在臉上,也寫在臉書上了:從「陳[正倉]老師常說,我是不可救藥的樂觀主義者。大概是吧。明天出席人數超過一千的話,他就會知道,我們還是需要有一個共同來感受幸福的夢」、「新大樓落成典禮,歡迎來許願!」,乃至於「看氣象雲圖的發展,九點以後應該雨就停了」等語,都可見一斑。不過,必須說的是,監督小組絕非在否定彭老師和伊東建築師的努力,而是訴諸制度層次的變革,如果彭老師能反過來總結九年經驗,為校園工安監督機制提出具體建言(誠如其所說:「臺大要不要提升公共工程安全控管,當然需要」),朝向「永不重蹈」(never again)努力,當能為社科院新大樓的興築史寫下更多榮耀。這正是監督小組在5月11日的大喜之日,以訴哀的形式,所欲做的夢、許的願,或許彭老師會願意共襄盛舉也未可知。

在洛克傳統「勞動的身體,工作的雙手」(the labour of our body and the work of our hands)的分野下,我們越來越強調構圖與設計的心智勞動,伊東豊雄一類的工匠和「技藝人」(homo faber)得到美譽,體力勞動者卻被貶為「勞動動物」(animal laborans),唯因為前者才使建築成為可能,後者砌成的只配稱為建物。今後,大家可能會將新大樓稱為「伊東的社科院」,卻不會有人記得逝去工人的名姓。事實上,落成典禮中,工人就是被刻意遺忘的存在。如果不倡議立碑記念,恐怕工人的魂魄會就此逸散在時代中吧。「我談的是建築美學,你卻跟我談工安」──在這個歷史時刻,很輕易就能說成是兩碼子事。

我卻不禁想到Bertolt Brecht的一首詩〈一個工人讀歷史〉(A Worker Reads History,曾昭明譯):「是誰築起了底比斯的七座城門?/史書滿是王者之名。/難道是帝王去搬運尖利的石塊?/而巴比倫,幾番傾頹。/每回是誰重頭興建?利馬的宅第,/黃金的耀眼城市,建造的人們棲居何處?/中國長城完工的那個黃昏/工匠們都哪裡去了?帝國的羅馬/滿城凱旋的拱門。埋藏著誰的血汗?」

很恰好,5月11日是台大學生日,這一天流滿改革派學生的血汗──無數的記過和留校查看──從1985年的「普選事件」、1986年「李文忠事件」、1987年「台大學生日事件」以降,這群選擇在5月11日行動的學生傳承了學運傳統,但如今他們不只爭取自己的言論自由,更為同為校園一份子的勞動者爭權益。巧合的是,政大學生也將在5月13日到17日舉辦「默默撐起政大清潔與安全的雙手」活動,關注非典型勞動的清潔及保全人員的勞動條件。血汗不能白流,也不應再流。學生能為此發聲,比華美的建築更值得學校驕傲。

photo credit:liuzr99 (CC BY-SA 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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